“纪念林惠祥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专场会议纪要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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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学圆桌会议

基本信息:

12月21日下午,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的纪念林惠祥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圆桌会议在人文学院301-1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缅怀林惠祥先生、讨论厦大考古学科发展、实习基地设置等问题”。来自厦门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福建省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华侨博物院等单位的十余位高校与科研机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历史学系系主任张侃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

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张侃主任首先对厦门大学考古学科的现状和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呼吁与会专家为厦大考古学科的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林惠祥先生所缔造的立足东南、面向海洋,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特色是厦大考古学科不可动摇的学科发展方向,但是厦大考古绝不可以局促于东南一隅,而应该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考古学主流课题的研究计划之中,积极拓展与海内外相关单位的学术联系,跃上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并参与对话。田野考古技能是高校考古专业的生命线,是毕业生求职就业的敲门砖,厦大考古专业应该坚持不懈地提高师生的田野水平,实习期间严格要求,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目前厦大考古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队伍不足,学校应该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创造优惠条件吸引优秀人才、建设人才队伍。院系领导也应该多举办学术活动和讲座,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争取校方和同行的关注与支持。武夷山东侧和平潭海岛的两个实习基地已经初见成效,应该在此基础之上扎根区域文化研究,将成果提炼与升华,最终融入到“考古中国”和“海洋中国”等国家考古研究规划之中。林惠祥、庄为玑、蒋炳钊等前辈先贤为厦大考古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学校应该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以期在先辈们开创的学术基业上开拓创新。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最后张侃主任对此次讨论做出了总结,感谢了各位专家的积极建言,并表示将来应组织更多的交流会,以促进厦大的资源整合,推动学科积极向上发展。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二、史前考古研究

版次:1

2018年12月22日上午,在人文学院南光一101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纪念林惠祥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专场的第一场,会议主题为史前考古研究,由安徽省社科院原院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勤毅主持,共有四位学者发言。

印刷时间:2019年10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做了题为“高庙文化的发现与思考”的报告,该报告立足于高庙遗址中最早的白陶制品、特殊的陶器纹饰、刻划符号、大型祭祀遗址重要考古发现,阐释高庙文化先民在白陶、祭器、网罟等物质文明及宇宙观、太阳历、八卦、数理法则等精神文明方面的初创与发明,同时对教条式的文明要素进行反思,提出宇宙观与历法运用、礼制与大型中心聚落的出现、大型祭祀场所或宗庙建筑的出现与与之相关的祭器使用、与后世文明相传承的艺术法则的娴熟运用、表意性符号或文字的出现、数理法则的产生,以及易理哲学的初步形成是中华上古文明形成的核心要素,并以此推论高庙文化在长江黄河流域进入邦国文明之前就已经萌发了诸多的文明要素,高庙文化分布区域很可能是中华文明的始源地。

印次: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所做报告题为“良渚古城考古研究与大遗址保护”,王海明所长为我们展示了良渚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和成果,临平茅山的稻田遗址、池中寺粮库遗址反映良渚粮食产量巨大,是代表文明社会专业分工的前提。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揭露了规模宏大的城墙和排列有序的贵族墓葬区、人工堆筑的高地外郭、外围完备的水坝系统,表明了三重结构体系的良渚古城具有完善的城市规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致力于良渚古城的大遗址保护与大遗址公园的建设,在法律法规保障遗址安全的前提以及政府的支持下规划管理体系,积极申遗,开创了大遗址保护的良渚模式。

ISBN:9787501062539

江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徐长青报告了“江西考古最新动态”,他指出近年来江西考古的总体思路是长期坚持,江西最新的考古工作主要以国保单位和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核心,并同时兼顾抢救性考古、弥补缺环的基础考古、区域文明进程考古。列举了一系列具体工作:潦河流域旧石器时代调查、靖安老虎墩遗址的发掘、抚河流域先秦考古调查、金溪县釜山遗址发掘、宜黄锅底山环壕聚落发掘、瑞昌铜岭矿冶遗址调查、九江荞麦岭遗址发掘、筑卫城囯字山墓地发掘、新干战国粮仓调查、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修复保护、紫金城遗址公园建设、南昌市南浦路汉六朝墓群抢救性发掘等。

内容简介: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做了题为“北京新石器文化的分期及与周邻地区的关系”的报告,该报告以北京潮白河流域、永定河流域、温榆河流域、北拒马河流域、滦河流域为单元的遗存讨论分期,进行类型学分析,将怀柔转年、平谷上宅、平谷北埝头、密云燕落寨、东胡林、昌平雪山、昌平张营、北京大学理科楼群二、房山镇江营等遗址中罐、钵、碗、杯、盆、盂等典型器物分为七大组合,以此将北京的新石器文化从距今11000年至距今4000年分为八个发展阶段,新石器早期、中期、晚期、铜石并用时期早期、铜石并用时期晚期五个发展时期,建立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编年谱系。通过出土遗物判断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受到周邻北方、中原、海岱地区的文化的影响,北京以西的张家口一带被视为联结中原与北方地区古文化交流融合的“三岔口”和双向通路,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总体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为庆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而编著。全面综述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四十年以来,浙江省所开展的文物考古研究成果,共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墓葬考古、宋元明考古、瓷窑址考古和科技考古。是一本了解浙江省所发展历程的著作,也是一本综合性的学术史研究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百越民族与东南考古

浙江考古四十年

茶歇后进入“百越民族与东南考古”专题报告会议,由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林华东主持,四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

刘斌

安徽省社科院原院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勤毅报告主题为“安徽商周青铜文化研究”,他阐述了商周时期安徽作为商周文化、齐鲁文化、淮夷文化交汇地带这一历史地理背景下所发现的古铜矿遗址,说明安徽地区是商周时期中原铸铜原料的来源之一。从出土的青铜器实物来看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和中原地区的风格基本一致,淮河沿岸商周时期青铜器南北风格兼具,江淮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群舒、蔡、楚器风格为主,兼有吴越器风格,沿江和皖南商周时期青铜器早期吴越器风格明显,晚期楚器风格虽渐占上风但也受到吴越、群舒等因素的影响。在寿县楚王墓、蔡侯墓等发掘出土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安徽青铜文化研究,出版了《皖南商周青铜器》、《江淮群舒青铜器》、《枞阳商周青铜器》等研究成果。安徽地区青铜器研究为研究中原文化与分布在安徽的诸多方国文化的交流、交锋、融合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于商周文化经安徽一带向东南、南方发展产生比较清晰的认识,证明安徽沿江地区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工业基地,江淮、淮北地区形成一条或数条青铜原料和产品北输路线,对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1979年成立至今,已至“不惑”之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共同努力,浙江省的考古事业在专业架构、学术研究、人才队伍、硬件设备等方面已臻成熟。当下,“文旅融合” 这一深刻的机构变革,引导着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方向,浙江考古必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张闻捷报告了“福建平潭与安徽庐江考古的新收获”,汇报了其在平潭和庐江开展的考古工作,介绍平潭榕山遗址典型地层、聚落形态、房址灰沟墓葬等遗迹及仙女山南朝墓葬;安徽庐江三板桥遗址发现房址、灶、灰坑、灰沟、西周时环壕等遗迹,出土鬲、罐、鼎、盉、甗等陶器,锛、斧、钺等石器及牛、猪、狗、鸡、鹿、鸟等动物骨骼。此外在发掘工作中还开展了多学科合作,对遗物进行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科技检测,并且平潭的考古工作也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联合发掘古荡遗址算起,浙江省考古工作的开展,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从寻访吴越旧迹,到重现史前文化,浙江境内不断延长的历史脉络,在考古人的手铲下,被梳理得更加清晰。一万年以来,丰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构建了浙江地区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 化谱系。以吴、越文化为特色的商周考古,在一系列大遗址考古的带动下,不断闪现出新的学术亮点。汉六朝至宋元的历史时期考古,在文献之外,用物质遗存勾勒出一幅生动而独特的历史地理画卷。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付琳做了题为“南浦溪流域先秦两汉考古新发现”的报告,该报告介绍了付老师在闽北浦城开展的三项考古工作,第一是对牛鼻山遗址周边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并在遗址山顶进行试掘,出土了具有典型牛鼻山文化风格器物,出土炭样测年数据将牛鼻山文化绝对年代向前推进。第二是对张家园遗址的调查与初步分析,采集与试掘出土一批较有特色的拍印麻点纹的遗物,张家园类遗存很可能是牛鼻山文化结束后,本地后续的新石器文化类型。第三是龙头山遗址的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发现及清理了新石器至明清的遗址与墓葬,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瓷器等小件文物近二百件。龙头山遗址是一处连续性极强的史前—历史时期遗址,是研究古代人地关系和聚落变迁问题的难得资料,龙头山遗址中的好川文化墓群,也是探讨史前时期闽浙古文化陆路交流的重要资料。报告最后提出了进一步细化并完善闽浙赣邻境山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和谱系、继续在南浦溪流域开展考古工作的展望。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以地质调查的形式发现星点的人类遗存,到系统认识古代文化遗物,再到构建文化谱系,发展到探索文明进程,独立书写历史的阶段。如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肩负着书写浙江历史、保存文化基因、守护人类遗产的重任,应当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以研究浙江大历史为重点,以国家大遗址和重点项目为依托,深化考古研究,加强保护宣传,真正实现弘扬历史、服务当今的目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新天所做报告题为“明州罗城城墙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王新天教授通过介绍考古经过、主要发现、几点收获三部分内容展示了明州罗城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与成果。2016年至2017年为配合工程建设对明州罗城望京门段进行勘探与发掘,揭露了不同时代城墙的夯土结构与建造方法,结合文献记载明晰了城墙的始建至拆毁经历了晚唐—北宋初、北宋中期—元初、元初—元末、元末—民国等四个时期。此次发掘确定了明州罗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晚唐,出土趄砖的尺寸、铭文、形制以及历史背景确定了明州罗城城墙的包砖年代为北宋中期,城墙规制变化折射出宁波港市的变迁,遗址出土的瓷器除越窑瓷器外,多由浙南龙泉、闽浙交接地带和福建窑口产品所构成,体现了明州海洋贸易网络的区域特征。

“浙江大历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四、玉器研究与考古学理论、方法探索

代表浙江万年之源的上山文化。

2018年12月22日下午,在人文学院南光一101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纪念林惠祥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专场的第二场,会议主题为玉器研究与考古学理论、方法探索,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的主持下,共有四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的典型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与稻作、聚落之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由此,使得探讨稻作农业起源 和新石器时代起源这两大世界性的史前考古热点问题,有了新的契机。对于浙江本土而言,尤其在钱塘江以南的山间盆地,如何梳理上山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谱系关系,仍将是我们今后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任务。

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陆建芳做了题为“龙山时期人和神的艺术表现方式”的报告。他主要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的玉器形象为例阐述了龙山时代的人神观念,重点提出了“飞翔”这个概念,围绕“飞翔”的主题探讨了古人相信的“从人飞升为神”的过程,一一解读了与“飞翔”有关的诸多意象,如鸟、天等。并进一步讲解了龙山时代的人神观念对后来的楚汉文化的影响,提出楚汉时代的“龙门”概念也许始于龙山时代。

代表五千年国家起源的良渚文化。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蔡保全做了题为“刘贺墓出土玉器的一些认识”的报告。他首先报告了对刘贺墓出土玉器的大致整理情况,然后从部分玉石器的解读、玉器材质、玉器风化情况、玉器工痕和工艺四个方面具体介绍了这批玉器的情况。在第一部分,他对几件较有争议的玉器的性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论据,例如将刘贺印上的动物形象定为幼螭等;在第二部分,他将刘贺墓出土玉器分为和田玉、蛇纹石玉、玛瑙水晶石英类、岩石类、琉璃五大类,并认为其中和田玉主要产自新疆;在第三部分,他介绍了一些玉器的风化情况;在第四部分,他从切割、钻孔、纹饰加工、活环技术几个方面介绍了这批玉器的工痕和工艺。

从1936年良渚镇出土黑陶的零散遗址,到1986年出土大量高等级玉器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贵族大墓, 到2007年以城墙围合起来的3平方千米良渚古城内城,再到2015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最终确认,良渚考古八十年,成就了浙江史前考古在文明进程探索中的巨大贡献。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华夏大地多元一体的五千年文明积淀。2019年,以良渚古城申遗工作的竣工为起点,对于良渚古城的全方位精细化研究与文明模式的探讨,将为下一阶段的良渚考古带来新的使命。

江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南方文物》编辑部主任周广明做了题为“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考古学观察”的报告。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两种生产”的理论,两种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他认为考古学必须关注这两种生产,一方面探讨古人的生计活动,即农业和手工业,并探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研究古人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人类体质的自然演化、人个体的发育和衰老、后代的孕育、人类与疾病的斗争等。

代表南方青铜时代的越文化。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葛威做了题为“科技考古助力东南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的报告。他以三个例子讲了如何以科技考古的方法助力东南考古。第一个是研究小米在东南地区的传播,涉及葫芦山、黄瓜山、屏风山、昙石山四个遗址,主要了运用了浮选的技术和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小米在东南地区的地位;第二个是对城村汉城年代的测定,通过对武夷山城村汉城北城门遗址汉代文化层出土炭化稻和竹篾遗存进行碳十四测年,城村汉城毁于元封元年战火的说法得到了支持;第三个是对龙岩市永定区馥馨楼年代的碳十四检测,检测结果对该楼年代提出了质疑。

浙江处于夏商周疆域的边缘地带,是越文化的诞生地。至春秋时,越国成为五霸之一雄踞东南。作为浙江商周时段的大历史,越文化的研究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内容。从土墩墓、印纹陶与原始瓷构筑起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面貌以来,浙江的越文化考古开始逐渐转向更具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阶段。湖州毘山遗址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内最为重要的夏商时期遗址,曾出土过卜骨、铜建筑构件、玉器和大型建筑基址。绍兴地区越国王侯贵族墓的考古勘查取得重大收获,基本确认了平水盆地为战国时 期越国王陵区。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湖州毘山遗址、绍兴平水越国王陵区考古工作在“十二五”期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的重点项目。地处吴、越、楚交界地带的安吉古城,是江南地区东周至汉代的重要城址,而遗址区内分布着的龙山越国贵族墓也是我们研究百越文化的重要契机。在近几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安吉古城遗址在“十三五” 期间被列入国家大遗址范畴。尽管进入了有史记载的时期,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浙江夏商周考古需要重视史前考古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化谱系的梳理,仍应作为探讨社会制度、文化交流等问题的基础工作。

最后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新天对全会做了总结,并对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学者进行了感谢。全会圆满结束。

代表历史时期晚段全国文化中心的南宋。

撰稿:包文放 刘玮玮 唐凯纯

定都临安的南宋,是中国近八百年以来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源头。墓葬考古与城市考古是宋元明考古的两大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南宋皇陵、墓园、族墓地和临安城、嘉兴子城等项目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南宋临安城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而绍兴宋六陵也在“十二五” 期间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的重点项目。由于文献史料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信息,对于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研究,与先秦考古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上均有较大的区别。例如,对墓园制度与堪舆理念的研究,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都是宋元明考古实践中提出的新思考。

摄影:唐凯纯

代表中国陶瓷工艺史的浙江陶瓷。

审稿:王新天

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作为中国陶瓷重要起源地的浙江,从原始瓷到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瓷是瓷器的滥觞,湖州老鼠山窑址可早到商代。夏商时期毘山 遗址中的大量原始瓷堆积,也是当地存在原始瓷窑址的说明。而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更是分布有许多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窑,随着近些年原始瓷窑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原始瓷的年代序列、中心产地、工艺水准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慈溪上林湖窑址群,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此地窑址分布密集、产品质量上乘、制作工艺高超,堪称越窑系青瓷之典范。宋元时期,青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丽水市龙泉一带,遂成就了天下名窑。目前,上林湖窑址群与龙泉窑均已列入国家大遗址范畴。

责编:韩翰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浙江,以浙江万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最突出的物质文化成就为指引,浙江省的考古事业在工作重点、科研任务、技术投入上均已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大遗址考古”的带动下,推动具有问题意识、展现学术特色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开展。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纳入相关课题,变被动为主动。加强人员梯队建设,培养中青年业务骨干,在重大田野考古项目、重要研究课题、对外交流等方面,给予年轻人更多锻炼 业务素质的机会。最近几年,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安吉考古保护中心陆续成立,在不久的将来,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也将建成,这将使得浙江考古的硬件条件领先全国。同时,实验室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协同开展,也使我们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进入全息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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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时代里,考古学的境遇与过去所受的那种“冷落”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号召下,考古学开始注重考古与公众的关系。在单纯的科学研究之外,与考古相关的一些方面已形成日益成熟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公众,从不同角度、不同媒介接触考古。尽管面对公众的科普与宣传主要由媒体承担,但作为考古人,思考如何发挥考古学的教育功能,如何通过认识我们的历史来更好的指引我们走进未来,也是今天我们所需承担的责任。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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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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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良渚的试掘,1938年《良渚》报告的出版,是浙江考古的发轫。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考古工作主要由设在南京博物院的华东文物工作队负责。1950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后,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就开始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1962年9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原文管会全部业务工作归属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直至1937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得以重新复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物事业也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1979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恢复,同年5月,以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为基本力量成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1986年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4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杭州市环城西路搬迁到假山路假山新村26号办公。2019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搬迁到教工路71号原浙江自然博物馆旧址。

学术动态 “纪念林惠祥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专场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8-12-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浙江全省范围内文物资源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保护、研究、咨询评估、规划监测及相关业务培训等工作。在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收获,为构建浙江大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有13项考古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8个项目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河姆渡、良渚、龙泉窑等3个项目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还被评选为2013年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的“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大发现”。本所主持的良渚遗址、大窑龙泉窑址、上林湖越窑址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截至2019年5月,本所共出版考古报告、图录、专著、学术文集等图书92种,其中多部图书获国家级和省级图书奖。

一、考古学圆桌会议

2019年,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考古七十年,本所在事业、人才培养、硬件、科研、社会影响力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为了总结成绩,展望未来,我们编撰此书,以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墓葬考古、宋元明考古、瓷窑址考古、科技考古七大专题,全面系统地反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年以来的考古工作和学术成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各专题的体例略有不同。浙江文物考古事业,还离不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其他地县文物部门的工作,在本书各专题中有所侧重,敬请谅解。

12月21日下午,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的纪念林惠祥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圆桌会议在人文学院301-1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缅怀林惠祥先生、讨论厦大考古学科发展、实习基地设置等问题”。来自厦门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福建省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华侨博物院等单位的十余位高校与科研机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历史学系系主任张侃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

编 者

张侃主任首先对厦门大学考古学科的现状和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呼吁与会专家为厦大考古学科的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林惠祥先生所缔造的立足东南、面向海洋,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特色是厦大考古学科不可动摇的学科发展方向,但是厦大考古绝不可以局促于东南一隅,而应该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考古学主流课题的研究计划之中,积极拓展与海内外相关单位的学术联系,跃上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并参与对话。田野考古技能是高校考古专业的生命线,是毕业生求职就业的敲门砖,厦大考古专业应该坚持不懈地提高师生的田野水平,实习期间严格要求,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目前厦大考古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队伍不足,学校应该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创造优惠条件吸引优秀人才、建设人才队伍。院系领导也应该多举办学术活动和讲座,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争取校方和同行的关注与支持。武夷山东侧和平潭海岛的两个实习基地已经初见成效,应该在此基础之上扎根区域文化研究,将成果提炼与升华,最终融入到“考古中国”和“海洋中国”等国家考古研究规划之中。林惠祥、庄为玑、蒋炳钊等前辈先贤为厦大考古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学校应该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以期在先辈们开创的学术基业上开拓创新。

2019年5月10日

最后张侃主任对此次讨论做出了总结,感谢了各位专家的积极建言,并表示将来应组织更多的交流会,以促进厦大的资源整合,推动学科积极向上发展。

目录

二、史前考古研究

责编:荼荼

2018年12月22日上午,在人文学院南光一101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纪念林惠祥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考古学专场的第一场,会议主题为史前考古研究,由安徽省社科院原院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勤毅主持,共有四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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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做了题为“高庙文化的发现与思考”的报告,该报告立足于高庙遗址中最早的白陶制品、特殊的陶器纹饰、刻划符号、大型祭祀遗址重要考古发现,阐释高庙文化先民在白陶、祭器、网罟等物质文明及宇宙观、太阳历、八卦、数理法则等精神文明方面的初创与发明,同时对教条式的文明要素进行反思,提出宇宙观与历法运用、礼制与大型中心聚落的出现、大型祭祀场所或宗庙建筑的出现与与之相关的祭器使用、与后世文明相传承的艺术法则的娴熟运用、表意性符号或文字的出现、数理法则的产生,以及易理哲学的初步形成是中华上古文明形成的核心要素,并以此推论高庙文化在长江黄河流域进入邦国文明之前就已经萌发了诸多的文明要素,高庙文化分布区域很可能是中华文明的始源地。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所做报告题为“良渚古城考古研究与大遗址保护”,王海明所长为我们展示了良渚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和成果,临平茅山的稻田遗址、池中寺粮库遗址反映良渚粮食产量巨大,是代表文明社会专业分工的前提。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揭露了规模宏大的城墙和排列有序的贵族墓葬区、人工堆筑的高地外郭、外围完备的水坝系统,表明了三重结构体系的良渚古城具有完善的城市规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致力于良渚古城的大遗址保护与大遗址公园的建设,在法律法规保障遗址安全的前提以及政府的支持下规划管理体系,积极申遗,开创了大遗址保护的良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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