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99699金沙】新石器时代考古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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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发表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报告和论文等约340篇,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的田野考古报告有《浦江上山》、《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溧阳神墩》、《清凉寺史前墓地》、《孝感叶家庙》、《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宿州芦城孜》、《贵南尕马台》、《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等十余部。还出版了《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论文集。

js99699金沙,2018年10月22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在成都金牛宾馆俱乐部西侧厅进行了学术研讨。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无锡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考古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余家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日本九州大学和捷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31位考古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另外有80多位专家、学者、学生和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加了讨论互动。讲演围绕考古新发现,区域文化和交流,经济、技术与社会,理论与反思四个议题展开五场31项演讲。北京大学张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评议。

2016年召开了“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山集文化学术研讨会”“寺墩遗址群考古调查暨象墩遗址群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石家河文化玉器主题研讨会”“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学术研讨会”“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陶器研究:技术、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石器研究:新发现、新思考与新进展”等十余次学术会议。

会议现场

和以往相比,考古资料的发表大致保持稳定,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依然是研究重点,基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而基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相对冷落,传统的文化谱系研究也日趋减少。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先生致辞

一考古发现

赵辉先生在致辞中提到本届大会主题报告中有两项涉及的时段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而新石器时代考古涉及的问题绝不止于此,例如本次大会的主题——交流,不仅有物质文化面貌的交流,还有背后物资的交流、技术的交流、制度的交流等等。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期待今明两天的讨论将促进相关领域的进步。

东北地区

第一场讨论:考古新发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AⅢ区于2011~2012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8座、墓葬95座,以及灰坑、灰沟等。被分为七期,其中第一至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流行罐、盆类器物。第一期遗存陶器上的栉齿短平行线纹、栉齿之字纹等,与黑龙江下游属于奥西波夫卡文化的贡恰尔卡Ⅰ号遗址陶器特征相似,距今1万年左右,应为嫩江中下游地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第二期遗存器表所饰平行的窄条附加堆纹很有特色,发掘者将其归入“黄家围子类型”,年代被推定为距今8000~7000年;第三期遗存有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陶器纹饰复杂,难以归入已发现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年代被推定在距今6500~5600年;第四期遗存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可归入哈民忙哈文化。2012~2013年对吉林大安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和上述后套木嘎遗址的情况类似(《边疆考古研究》19辑)。上述发现表明,嫩江下游地区有较为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并且存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张弛先生主持

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于2014~2015年进行发掘,发现有冢体、墓葬及祭祀遗迹组成的积石冢。54座墓葬彼此存在叠压打破关系,二次葬多于一次葬,一次葬有土圹竖穴墓、土圹立石墓、土圹嵌石墓和石圹积石墓四种,均为仰身直肢葬,只随葬玉器。祭祀遗迹由祭坛和祭祀坑组成,祭坛位于冢体北部,外围有一道近方形石墙,石墙外侧成排放置陶筒形器,祭祀坑位于祭坛上或东冢界墙外侧。随葬品中有多件陶塑和石雕人头像,有龙、鸟、斧、钺、环、璧等玉器。这次发现的积石冢规模较大,人头像多且奇特,还发现玉钺,对于研究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重要聚落间的关系、与江淮等地的关系,甚至与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崔英杰先生

河北滦县后迁义遗址于1999年和2001年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所发现的第一类文化遗存属于龙山时代,和喇叭庄类型近似(《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崔英杰先生《2017年度邓槽沟梁遗址考古发掘情况及初步认识》介绍了张家口市崇礼县邓槽沟梁遗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初步研究。遗址位于高家营镇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西侧为清水河,南北有两条冲沟。2017年5 -11月,为深入了解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内涵,配合河北师范大学2014、2015级考古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考古所和崇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工作,同时在周边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

北方和西北地区

考古发掘工作共计发现夯土墙基1段,房址7座,灰坑2个;出土大量的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采集大量的动物骨骼及土壤样品,对了解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期开展的勘探和调查工作加深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认识。文化内涵方面,结合出土的遗物特征及送交美国贝塔实验室的测年样品的测年结果显示,邓槽沟梁遗址年代跨度在距今8000-4200年之间。该区域在史前时期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早期受到了北方兴隆洼文化的影响较多,但年代稍晚,如遗址发现的方形石灶及房址内埋人的现象,以及出土的有肩石锄、圆形磨棒及筒形罐等与白音长汗遗址的相似。中期受到河北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较大,但仍有北方红山文化的一些因素。晚期遗址面貌与附近的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应该属于同一类的文化遗存,但其中也多有小河沿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如发现了一些彩绘的陶器与石块。

内蒙古化德裕民遗址于2010年、2014年和2015年进行发掘,发现9座不大的圆形半地穴式房址。陶器有圜底筒形罐、尖圜底釜等,质地疏松,可能为泥片贴筑法制作,装饰麻点纹、戳印旋纹、不规则划纹及草编纹等,石器以打制为主,也有磨盘、磨棒等,发掘者推断生业方式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测年约距今8400年。这是首次在中国北方地区东缘,发现以陶圜底筒形罐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待材料增多后或可命名为裕民文化,为研究中国北方地区和蒙古东部、贝加尔湖地区等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甘恢元先生

内蒙古准格尔阳湾遗址于1993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30座、环壕1条,有罐、尖底瓶、盆、双耳壶、火种炉等陶器。简报中将其划分为两期,认为第一期与所谓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年代相当,第二期与白泥窑子一期和北橄榄一期遗存年代相当。这批遗存主体当属于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个别单位可晚至仰韶文化白泥窑子类型(《考古与文物》2期)。托克托海生不浪遗址于2014年再次进行发掘,发现所谓海生不浪文化房址11座,灰坑22个。

甘恢元先生《洪泽湖以东淮河故道沿线新石器考古新收获与初步研究》介绍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淮河故道沿线新石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的收获。2018年3月至5月,先后对淮安市淮安区、涟水县及盐城市阜宁县境内的青莲岗、颜家码头、西韩庄、茭陵集、凤凰墩、城头村、笪巷等遗址进行了复查和勘探,对淮安黄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遗址于2003年进行发掘,发现石块包砌的内外城墙和护壕,发现房址18座,以及灰坑、窖穴、陶窑等,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第二期为龙山早期,第三期为龙山晚期(《考古与文物》4期)。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于2014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31座、墓葬41座,以及灰坑、灰沟、窑址等,发掘者将其分为早、晚两期,认为早期的居住区和老虎山文化时代相当,晚期的墓葬区和神木新华墓葬年代相当。墓葬中的石棺墓和偏洞室墓引人注目(《考古与文物》4期)。陕西神木神圪垯梁遗址于2013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20座、墓葬28座,以及灰坑、陶窑等,出土双鋬鬲、折肩罐、三足瓮、斝等陶器,发掘者认为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晚期(《考古与文物》4期)。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于2014~2015年进行发掘,发现南城墙1段、房址109座,城墙由石块垒砌的主墙和护坡墙构成,房址成排分布,均为前后室窑洞式结构。陶器有双鋬鬲、单把鬲、圜底瓮、敛口瓮、高领罐等,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距今4500~4300年。这是继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城址后,又一个揭露较为完整的老虎山文化城址聚落(《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山西兴县碧村石城遗址面积达75万平方米,于2015年进行发掘,其中在小玉梁地点发现护坡墙1段、连排式石砌房址2座,在遗址东部的城墙圪垛地点发现1段石砌墙体,出土鬲、斝、盉、三足瓮等陶器,尤其重要的是发现璧、环、琮、钺、刀等玉器,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属于龙山晚期(《考古与文物》4期)。以上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的石城聚落,时代从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时代,主体属于老虎山文化,构成以石城—双鋬鬲为特征的北方文化区。对以石峁和碧村城址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区的揭示研究,是近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

通过对各遗址出土及采集遗物的初步分析,可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大期:第一期遗存与淮河中游的石山孜二期、双墩文化关系密切,时代相近,绝对年代约在5000BC—4500BC;第二期遗存以青莲岗遗址为代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与定远侯家寨二期关系密切,绝对年代当在4000BC前后;第三期遗存以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因素为主体,3000BC前后,南北两大强势文化在淮河故道沿线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其后发展为龙山文化。该区域距今7000年前后至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伴随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青莲岗文化的真实面貌将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濉河上游的石山孜一、二期遗存与顺山集文化、青莲岗文化关系密切,青莲岗文化应由顺山集文化发展而来。青莲岗文化之后,淮河故道区域成为南北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大汶口、良渚文化之后,龙山文化顺势南下,淮河故道沿线地区则最终成为龙山文化分布范围。

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于1977年进行发掘,发现马家窑文化居住面1处、瓮棺葬19座,陶器有大口罐、双耳罐、单耳罐、盆、碗等,发掘者认为其文化特征与宗日遗存相同(《贵南尕马台》,文物出版社)。

夏格旺堆先生

中原地区

夏格旺堆先生《札达县格布塞鲁墓地2017年度考古发掘》介绍了2017年格布赛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县城以北约10公里处的桑达沟河谷两岸,根据墓葬分布情况,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区又可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经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有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的为距今3560-3000年期间,第二个为距今2310-2127。可以看出,墓地有早晚两个时间段的遗存。并且显示,早期墓葬均为石室墓,晚期为竖穴土坑墓。考古发掘获取了陶质、石质、骨质、铜质、铁质、木质、玻璃、贝饰、皮质等各类遗物300余件,收集100余个个体的人骨和动物骨骼,采集了朽木、木炭、土样、作物种子等测年与检测分析样品20余个,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收获。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于2013年进行发掘,发现南部壕沟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堆积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早、中期延续至晚期。

格布赛鲁墓地出土陶器的组合为罐、钵,均为圜底器。该墓地是迄今所知西藏境内最早的史前墓地;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器材料,也是在随葬品中以石器、青铜器和陶器等遗物共存的一处墓地;石室墓葬形制、部分陶器等随葬品特征与新疆地区发现的葬品相似。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是格布赛鲁墓地在遭受长年盗扰破坏后的首次正式发掘,收获了大量的实物材料,对了解象泉河流域古代遗存、早期文明的演进及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与线索。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于2003~2005年进行发掘,发现土坑竖穴墓葬355座、房址2座、瓮棺葬7座,报告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的17座土坑竖穴墓和房址、瓮棺葬等,当属于“枣园文化中后期”或“庙底沟文化早期”,测年为公元前4050~前3770年;其余第二至四期的土坑竖穴墓,大小有别,排列有序,第三、四期的大墓还有二层台,第三期大墓殉人普遍,随葬钺、多孔刀、璧、琮、环等玉石器和少量陶器,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三里桥类型。另外报告还公布了环境考古、人骨特征与病理分析、食性分析、人骨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动物骨骸研究、玉石器用料研究等多学科研究的成果,并推测墓主人职业可能与盐湖开发有关。该墓的葬玉、毁墓、殉人现象引人注目,为深入理解文明形成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

Jan Turek先生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于2014~2015年再次进行发掘,发现南门外的壕沟变窄,城墙外有延伸的坡状台地,可能是在南门口有意设置较窄的壕沟以方便出入,另外在城址南部发现两组有早晚关系的陶排水管道(《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Jan Turek先生《欧洲长坟遗迹的起源》探讨了中欧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坟遗迹的起源和发展。有研究认为中欧地区新石器时代长屋的一种功能是埋葬祖先,居住过程中已埋葬人类遗骸,伴随着房子废弃也保留在建筑之内,包围长屋的沟渠被认为是修盖泥墙的取土坑。Neustupný观察到这种沟渠不仅出现在黄土和粘土地层中,还出现在不能用于墙体施工的非塑性材料中,因此他认为不规则形状的沟渠具有象征性的保护作用,可以保护房屋免受超自然力量的侵害的结论。上述解释都认定这些沟渠是在建造或使用房屋的过程中形成的。我认为实际上是在房子废弃之后,沿着房子挖的这些沟渠,这种行为把废弃的房子变成了坟墓。在这种情况下,沟渠象征性的保护功能可能并不是对于居住者的房屋内部空间,恰恰相反,它们保护了死亡房屋外部环境,抵御了死亡房屋的不利影响。此外,从沟渠中挖出的土可能是旧房倒塌后在其顶部堆起的一个长土堆的地基,这可能是在墓葬上方建造土堆观念的起源。Vere Gordon Childe观察到多瑙河地区早期红铜时代坟丘很可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屋。在长房建筑再次利用成为早期红铜时代墓葬和长坟丘之间,也许存在某种过渡形式的墓上建筑。由此而论,我们必须考虑到西欧西北部和不列颠群岛的长坟也被长而浅的沟渠所包围,就如同大陆上的长房一样。因此,埋葬土墩的想法很可能起源于这样一种习惯,即把土墩堆在含有祖先埋葬物的废弃房屋的废墟上。只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长房子是用边缘沟渠建成的,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只有一些房子是在被废弃后用作丧葬用途的。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埋藏坑内的地层关系和后堆积过程,以及长屋、长沟和邻近其他坑的其他可能遗骸进行系统的研究。

淮北和黄河下游地区

黄翔先生

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于2010~2013年进行发掘,发掘者将其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发现房址、灰坑、灰沟等,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常见器类有釜、罐、钵、匜、盆、壶等,年代为距今8500~8300年;第二期发现有环壕、房址、灰坑、墓葬等,墓葬大致成排分布,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大部分无随葬品,陶器新出豆、灶及少量平底器,另外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陶塑,年代为距今8300~8000年;第三期发现有灰坑和墓葬,陶器仍以圜底器为主,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发掘者将前两期命名为顺山集文化。实际上这三期基本一脉相承,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只是第三期有了更多新因素。另报告后附录有植硅体分析、动物考古、石器功能分析、残留物分析等相关的科技研究成果。该发现对于完善淮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以及稻作农业考古等,有重要学术价值(《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黄翔先生《上海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土台的发现》介绍了2014-2015年上海广富林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台。发掘揭露的部分为土台的东北部,揭露面积约1200平方米。土台揭露部分东西长约50米,南北约45米,高约3.8米,方向北偏东30°,土台的东北角呈90°。土台建于一处洼地之上,从土台的堆积情况看,土台主体由草裹泥堆砌而成。土台由西南部开始堆筑,先用堆土筑成一个小型的高台,再用草裹泥的方式渐次向东、向北扩展,形成一圈圈的曲尺形状。由于草裹泥的土质不同,还可以在这些堆积中划分出小型区块,应当与当时施工方式有关。土台外围采用草铺泥的结构进行加护。在土台堆积中,我们还发现了两层由红烧土组成的斜坡状堆积,以此可以将土台的堆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清理土台堆积时我们在土台的东侧、北侧发现了一些与土台方向一致的长条形凹槽,部分凹槽中发现有竖立的篱笆痕迹,经鉴定可能与芦苇有关。同时,大多数的凹槽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土台堆积,因此,这些凹槽也应与土台的堆筑有关。广富林良渚文化土台与少卿山祭台相近似,可能为综合性祭台。

安徽宿州芦城孜遗址于2009年进行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等阶段新石器遗存,“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以釜为主,被认为属于所谓小山口一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220~前6060年,实属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当与顺山集文化大同小异。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有灰坑和灰沟等,属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年代为公元前2580~前2460年;龙山文化遗存有房基、墓葬、灰坑和垫土台基等,发掘者称其为龙山文化芦城孜类型。报告还附有动物考古等相关的科技研究成果(《宿州芦城孜》,文物出版社)。

第二场讨论:区域文化和交流

山东薛河流域于2010~2012年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发现后李文化至秦汉时期遗址107处,调查者对不同时期遗址、遗物分布区与散点区进行初步分析,认为北辛文化时期聚落可以划分为两级;大汶口文化时期聚落可划分为三级,且可进一步区分为三四个聚落小群;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可划分为四级(《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李新伟先生主持

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于1998~2001年进行勘探和发掘,发现龙山文化环壕和大量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房屋多为地面式建筑,分土坯墙、夯土墙和木骨泥墙等。发掘者将第一发掘区划分为八个时期,认为与龙山文化第二期末段至第五期相对应。通过钻探和解剖,确认该遗址存在大、中、小三道早晚不同时期的环壕。报告还发表了地质考古调查、遥感考古、人类遗骸、动物遗存、植物遗存、混合型古酒、陶器、石器、人为化学残留物等方面科技分析的结果。两城镇的考古工作,在年代分期、聚落考古、中外合作、多学科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可圈可点(《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孙波先生

长江上游地区

孙波先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文化互动中的新局面》探讨了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在不间断受外来影响的前提下,开始强力向外突进,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大汶口文化南下。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江淮区间的诸文化衰落,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强势越过长江至洪泽湖与大汶口文化隔水对峙。大汶口文化从江苏和安徽两个地区向南扩张,前锋直抵洪泽湖岸边,晚期阶段基本完全占据了整个淮北,在淮河边上建筑了垓下城址;二、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占据了鲁西豫东皖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尉迟寺类型。向西包括河南中部和东南部一带,大汶口文化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并在其后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得到继承。再向外包括鄂北、豫西南、陕东、晋南地区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因素,这背后可能伴随有人群的迁移;三、红山文化影响——京杭通道的意义。红山文化的影响以彩陶和玉器为载体,南北交流通道大体与京杭运河平行略偏东,沿着泰沂山地西侧的山前地带。

重庆云阳丝栗包遗址于2003~2004年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罐、盆、钵、缸等陶器,发掘者认为与屈家岭文化存在交流,推断其年代为距今5000~4400年。

赵春青先生

四川马尔康孔龙村、白赊村、哈休村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于2013年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石岭下、马家窑阶段的遗存。川西山地这类源于甘青的遗存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又具有一定地方特征,当可命名为马家窑文化的新地方类型(《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四川西昌横栏山遗址于2014年再次进行发掘,发现灰坑、灰沟等,陶器盛行附加堆纹和戳印纹,发掘者称之为横栏山文化(《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

赵春青先生《区域文化和交流——论庙底沟文化及其文化交流》认为庙底沟文化是探讨史前区域文化和交流最好的案例。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经过两次发掘,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有其代表性的器物组合和彩陶纹饰。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豫陕晋黄河中游地区,可划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核心区有庙底沟、泉护村、西阴村、杨官寨和西坡等典型遗址。外围区东有大河村类型、钓鱼台类型、南有雕龙碑类型、西有大地湾类型、北有杏花村类型等。其影响区东有大汶口文化、南有大溪文化、西有马家窑文化、东北有红山文化等。距今6000年前左右开始出现明显迹象,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增加,大型聚落出现,文化高度发达等等。而距今6000至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其分布范围以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为核心,并向周围强势扩张,东达大海,西至甘青地区,北到长城一线,向南已越过长江。

四川崇州紫竹古城于2014~2015年进行调查和试掘,发现宝墩文化灰坑,以及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折沿绳纹花边口瓮、喇叭口高领罐等陶器,发掘者认为属于宝墩文化一期遗存(《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四川大邑盐店古城遗址于2002~2003年进行发掘,发现宝墩文化一期遗存。对城墙初步解剖发现,中部为夯筑,两侧为斜坡堆筑加固(《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四川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于2015年进行发掘,发现墓葬16座、人祭坑1座、奠基坑1座,以及灰坑、灰沟、水井等,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未发现随葬品和葬具。奠基坑位于城墙西南角夯土层,人骨呈捆缚状。发现宽大耳器、窄沿盘口罐、直口壶等宝墩文化新器形。发掘者将其分为两期,认为早期年代早于宝墩文化一期,晚期属于宝墩文化一期(《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孙周勇先生

长江中游地区

孙周勇先生《黄土、石头与城: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的晋陕高原》立足于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山西兴县碧村等中、大型遗址考古成果及区域调查收获,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叶晋陕高原的文化面貌及区域格局日趋明晰。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城址成为晋陕高原北端的地缘政治中心。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的形成,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就其陶器展现的文化面貌而言,展现出浓郁的混合文化因素,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另外一只曾经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的建筑传统。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周边次级聚落的选址及形态。陶寺遗址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处于黄土高原之外的临汾盆地。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使用暴力、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晋陕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面貌仍然延续了当地龙山晚期以来的文化特征,陶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上难以捕捉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如果将二里头的一至四期作为夏文化的典型遗存,则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认为,夏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两千纪之交远未波及到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及晋西北在内的晋陕高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集密切的陶寺集团,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湖北郧县庹家洲遗址于2011~2012年进行发掘,在一个灰坑和文化层中,发现深腹罐、鼓腹罐、圜底钵、平底钵、三足钵、圈足或假圈足钵等陶器,发掘者认为属于“老官台文化”,实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白家文化。表明白家文化晚期已经扩展至鄂西北地区,其中假圈足钵等则体现来自裴李岗文化晚期的影响。

郭明女士

湖北郧县三明寺遗址于2012年进行发掘,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窑址、灰沟等,发掘者认为其文化性质分属于所谓下王岗一期文化、西阴文化、朱家台文化和煤山文化等,实际就是仰韶文化前后期至王湾三期文化后期阶段。河南淅川单岗遗址于2011年和201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其中第一次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房址26座,以及灰坑、灰沟、墓葬、瓮棺等,发掘者认为属于屈家岭文化的早期晚段,部分遗存可能延续到晚期。

郭明女士《浅析兴隆洼文化的南向影响策略》主要探讨了兴隆洼文化对外影响与交流的方式。她的研究方法是将器物按照原料、器型和工艺的不同进行了分类,不同的组合可以反映产品交换、人口迁移或文化传播等交流方式。在此基础上,以兴隆洼文化典型的筒形罐为线索展开文化交流的讨论。燕山南麓地区是多系统考古学文化交汇的主要地域,其文化特征受同时期强势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以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为核心分布地域的兴隆洼文化,其区域范围曾越过燕山,到达燕山南麓,这一区域也短时成为兴隆洼文化南向影响的前沿。通过对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麓地区发现的陶器特征的对比分析,讨论在兴隆洼文化区域变动过程中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分析表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是兴隆洼文化分布的核心范围,在其延续的时间内,曾短期扩张至燕山南麓地区。而这一区域出土筒形罐的特征分析显示,筒形罐的特征与变化趋势与兴隆洼文化核心区域基本一致,应当是核心区的人口扩张至此地的结果。即人口的迁移是兴隆洼文化时期南向影响的主要策略。

湖北孝感叶家庙遗址群于2008年进行发掘,发现城址、墓地等,堆筑而成的城垣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居址位于城址东南部,发现房基、灰坑、瓮棺葬、水井等。城外西部的家山墓地发现43座瓮棺葬,以及土坑墓等。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仅见于家山墓地;第二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家山墓地继续使用,且出现了城垣、环壕及居住区;第三期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址沿用前期,但壕沟开始淤塞,逐渐趋于废弃。实际上第一期遗存当稍早于屈家岭文化。报告另附有植物考古等相关科技研究成果(《孝感叶家庙》,科学出版社)。

张星德女士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于2014年再次进行发掘,在印信台遗址发现4处人工黄土台基和6组套缸等祭祀遗存。谭家岭遗址发现5座所谓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大量精美玉器,另外在北部发现20万平方米的带环壕的小城,时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这次发现为进一步了解石家河古城的聚落演变、文化交流、宗教习俗、玉器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张星德女士《牛河梁红山文化彩陶视野下的“两河流域”文化互动》以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探讨了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互动。牛河梁遗址彩陶除极个别残片无法辨认完整图案结构外,均可以被归纳入分叉类、几何类、垂弧类、涡卷类和方折五大类别之中。其中分叉类可以细分为短叉、长叉、勾叉三种;几何类彩陶图案包括斜线、三角形、四边形、平行带、折线几何几种,各种几何纹还可以继续划分出若干具体纹样。经年代学、层位学与类型学的分析,可发现上述彩陶图案分别来源于后岗一期文化、半坡文化及本地土著文化,其中半坡文化鱼纹和鱼纹变体元素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彩陶母体的主要来源。黄河流域西阴文化之后,原本进入西辽河流域的后岗一期文化因素消退,仅部分延续,与此同时西阴文化主流彩陶纹样没有进入西辽河流域,而是具有半坡文化指征性意义的鱼纹以多种变形几何化的形式夹杂着当地更早阶段的本地元素,在西辽河地区流行,并在牛河梁晚期脱离母题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些资料为我们探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演进、人群迁徙及其与西辽河流域古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资料。

湖南南县新湖、大通湖,益阳蔡家园、石咀头,沅江玉竹包、漉湖六处遗址,在1986~1994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和墓葬,以及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除漉湖遗址外,其余遗址基本都以大溪文化遗存为主体,此外还有汤家岗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阶段遗存。其中益阳蔡家园晚期遗存时当大溪文化第三期,发掘者认为属于堆子岭文化系列,称其为“蔡家园类型”(《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张翠敏女士

长江下游地区

张翠敏女士《偏堡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归纳了偏堡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和周边文化的交流。偏堡文化主要分布区域为辽东半岛南部、鸭绿江下游、辽东山地、下辽河流域、科尔沁沙地以及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以叠唇和各种竖条附加堆纹为特征的叠唇筒形罐以及刻划纹组成各种图案和附加堆纹长腹壶成为该文化陶器典型特征。偏堡文化集中分布的三个区域均发现偏堡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交流的证据,而且三个区域之间也有互相交流的迹象。偏堡文化分别与白石村二期文化、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小河沿文化和南宝力皋吐墓地等发生过接触和交流,并对稍晚的北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于2001年、2004年、2005~2008年先后进行发掘,发现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所谓新石器晚期阶段遗存。上山文化遗存又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测年在距今10000~8500年。发现所谓“柱列式”“沟槽式”房址,以及灰坑等。陶器主要有盆、罐、钵、盘、杯、筒状器等,大部分都有红陶衣。报告还包括了稻作起源与生业方式、石器微痕分析、植物浮选和植硅体分析、体质人类学和动物考古等研究内容。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稻作农业起源等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浦江上山》,文物出版社)。

宫本一夫先生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继1989~1990年两次发掘后,又在2008~2010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出马家浜文化房址1座、墓葬16座,以及灰坑、灰沟等,发现釜、鼎、豆、罐、盆、盉、尖底缸等陶器,测年为距今6300~6000年;发掘出崧泽文化房址5座、墓葬37座,以及灰坑等,大小墓葬分区埋葬,分化明显,出土鼎、鬶、豆、盉、罐、大口缸等陶器和玉石器。发掘者将崧泽文化遗存分为六段三期,年代为距今6000~5300年。另外报告附有古环境、动植物遗存、玉石器等相关的科技分析研究成果。该遗址马家浜文化墓葬中典型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出现,崧泽文化早期大型墓葬区的发现,表明距今6000年前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存在明确交流,稍后长江下游社会显著复杂化(《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宫本一夫先生《东北地区偏堡文化再论》认为偏堡文化是东北亚史前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以往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偏堡文化主要分布在辽东地区,以沈阳为中心。南到辽东半岛、北到大兴安岭山脉南麓、西有新民县东高台山遗址、东有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堂山和双鹤里遗址。偏堡文化早期和吴家村两系统同时并存,中晚期覆盖辽东全境。朝鲜西北的节目纹陶器文化,也曾受到偏堡文化的影响。从辽东陶器制作技术的变迁来看,偏堡文化还促使鸭绿江中游形成公贵里式陶器,公贵里式发展至朝鲜半岛南部产生无纹陶器早期的突带纹陶器。综上,偏堡文化对于无纹陶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苏溧阳神墩遗址于2004~2006年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房址10座、墓葬252座、瓮棺葬16座,以及灰坑、灰沟等,被分为早、晚两期,推测年代在距今7000~5900年。发现崧泽—良渚文化时期墓葬9座。另报告附有孢粉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玉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等相关科技研究成果。该报告还对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和类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讨论(《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

第三场讨论:区域文化和交流

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于2011~2015年进行调查和发掘,共发掘良渚文化墓葬284座、房址8座,以及灰坑、水井、灰沟等遗迹。墓葬埋葬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人骨保存相对较好,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器的等级较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孟华平先生主持

上海广富林遗址多年连续发掘,2012年在南京大学发掘区内发现10座良渚文化时期墓葬。2014~2015年,在广富林遗址发现崧泽文化墓葬81座,良渚文化墓葬19座,良渚文化土台和石圈各1处,另外还发现所谓钱山漾文化的灰坑和广富林文化的墓葬。崧泽文化墓地北部为儿童葬,南部为成人墓,这是值得注意的。良渚文化土台由人工堆筑草裹泥逐层堆砌而成,土台东北侧长条形凹槽内发现有竖立的篱笆痕迹(《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张爱冰先生

2015~2016年对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外围低坝的狮子山、鲤鱼山和高坝的老虎岭进行小规模发掘,发现大部分的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部分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与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相同,推测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的综合功能(《中国文物报》3月11日)。

张爱冰先生《侯家寨遗址新测年数据及相关问题讨论》介绍了定远侯家寨遗址的分期成果和新获得的6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由此建立起江淮中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第一阶段,以双墩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釜和支脚的器物组合以及同一刻划符号系统的多地重复出现;第二阶段,以侯家寨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鼎形器普遍代替了釜形器以及彩陶的大规模传播;第三阶段,以凌家滩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鼎、豆、壶的器物组合以及玉石器的广泛使用;第四阶段,以薛家岗晚期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鼎、豆、鬹的器物组合和玉石器传统的延续。至4600BP前后,长江北岸兴起了张四墩文化。江淮中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可能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与周围文化一直存在着可见的互动与交流。

岭南地区

综上所论,侯家寨遗址年代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江淮中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江淮中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江淮中部地区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构成了先秦时期淮夷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2012~2016年对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陵水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英墩三处遗址进行发掘,初步建立起该地区“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其中英墩遗存和莲子湾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英墩遗存距今6000~5500年,陶器有盘形釜、罐、钵等;莲子湾遗存距今约5000年,陶器有盘形釜、罐、钵、碗、圈足盘、尊等。两个遗址都有双肩斧、锛等石器。

张东先生

福建武夷山葫芦山遗址于2014年进行发掘,发掘者将其划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距今5000~4000年,发现陶窑、台基、柱洞、灰坑等,陶器以鼎、釜、钵、豆和罐类器为主,发现的一座完整陶窑在我国东南地区大致同时期罕见。该类遗存被认为是有别于牛鼻山类型的一类新遗存。福建诏安、平和乾岗遗址于2011年进行发掘,发现一座墓葬及陶壶、罐等随葬品,发掘者推断其年代与溪头下层晚期墓葬和虎头埔文化相近。

张东先生《淮河中游史前聚落演进》归纳了淮河中游地区史前聚落演进的总体进程,并分析了四个阶段区域聚落形态和微观聚落结构,由此总结了淮河中游史前聚落演进的三方面特点。

二专题研究

淮河中游史前聚落经历了如下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定居聚落的兴起;第二阶段、区域聚落的转型;第三阶段、分层聚落的突现;第四阶段、复杂聚落的衰落。一、环境适应方面:早期聚落受环境制约明显,挖壕和铺垫主要为摆脱周边河流泛滥的影响。晚期人工堆筑形成的台基或堌堆成为聚落载体,人口集中、历时长期的遗址会形成围壕聚落;二、社会组织方面:早期聚落规模较小,社会关系相对平等。晚期伴随着人口剧增和集聚出现了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区域内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围垣聚落,公共仪式空间在聚落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与聚落分散化现象同步发生,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调整;三、地缘背景方面:早期定居聚落的兴盛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聚落演进的转型期恰逢中国史前交互作用圈形成时期,分层聚落突现可能的动因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移民的迁入,而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可能与中原中心的形成有关。

分期年代和文化谱系

宋健先生

朱永刚将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从早到晚划分为西梁类型、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四个阶段,分别与以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为代表的主体文化序列在年代上基本对应,称其为非主体文化序列。赵宾福和于怀石将《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三期四段细化为五段,并将左家山遗址原第五段遗存和这次新识别出的第四段遗存统称为“左家山上层文化”;第一、二、三段称为“左家山下层文化”,推断年代在公元前5500~前4000年(《边疆考古研究》19辑)。徐昭峰和谢迪昕将辽东半岛分为三个小区,认为南端及临近海岛区有小珠山下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和小珠山上层文化三个阶段,东北部黄海沿岸区有后洼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北沟文化三个阶段,西北侧渤海沿岸区有三堂一期文化和三堂二期文化(《边疆考古研究》19辑)。赵宾福和白玉川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划分为两期三段,认为早、晚两期分别代表了“居址”和“墓地”两个不同阶段,墓地阶段的早段属于红山文化中期,与中原地区的所谓庙底沟文化年代相当,墓地阶段的晚段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芬和栾丰实将牛河梁积石冢分为两期四段,并推断积石冢的年代在距今5700~5100年。赵宾福和任瑞波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纹样分为十二类,划分为四个阶段(《考古与文物》1期)。张雪莲、金英熙和贾笑冰等通过系统测年分析,认为小珠山下层遗存的年代为距今6700~6300年,中层早段为距今6500~6300年,中层晚段距今5500~5300年,上层距今4800~4100年。

宋健先生《浙江余杭百亩山玉璧的图形符号和良渚文化的太阳信仰》从百亩山良渚文化玉璧图符的解读入手,玉璧两面的图形符号互为关联,一面为冠之形态,另一面为冠的标志。大汶口文化经典的陶器刻符也应解读为“日+鸟+冠”。

张宏彦通过分析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存,认为以小口平底瓶和直腹弦纹罐为代表的遗存,晚于“老官台文化”而早于仰韶文化半坡期,属于仰韶文化的最早阶段,可称为仰韶文化初期或北首岭期(《西部考古》11辑)。张宏彦对渭河流域“史家类型遗存”的时空分布及其源流进行探讨,认为其源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介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所谓庙底沟文化主要源自“史家类遗存”,关中地区应是仰韶文化的演化中心。陈小三对宁夏海原林子梁遗址进行分析,认为存在两类遗存,第一、二段属于常山下层文化,第三至第五段可称“页河子类型”,认为当是齐家文化源头之一。王晓毅和张光辉分析认为,山西兴县碧村遗存应属于所谓新华文化,吕梁山以西的黄河东岸地区,是晋陕蒙交会地区石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与文物》4期)。魏兴涛将豫西晋西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其形成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发展和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700~前2300年(《考古与文物》5期)。

良渚文化传统的主神是以“人+兽”为母题,其主要载体是玉琮,从未在玉璧上出现过。太阳神与台阶形冠徽是全新的神祇,出现于良渚后期晚段至末期,玉璧被选择为新神祇的载体。新神祇的发现以传世品为多,出土品少,科学发掘品更少,仅见于浙南山地好川等地点和长江以北的兴化蒋庄。

栾丰实认为以淄河都鲁山和蒙山为界,可将海岱地区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部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之前发现的遗址数量很少,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前期,数量迅速增多,龙山文化后期开始数量急剧减少,而西部地区龙山文化后期遗存数量明显增多,究其原因可能与自然环境的灾难性事件或者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有关。

良渚后期,社会上层试图改变原有的信仰体系,借用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太阳信仰,将大汶口文化“飞鸟载日”改造为“日鸟合一”。新观念的创立者尝试改造作为原有神祇最重要的载体玉琮,在玉琮的居中居高位置增添新的神祇。但是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新的神祇载体玉璧,承载太阳信仰的功能,因为大件玉器中只有玉璧尚未被赋予神的内核。台阶形冠徽成为权贵阶层的新冠徽,业已存在的矩形冠徽的形制和使用方式被加以改造。这次改革发生的很短暂,很快就失败了。良渚文化固有的主神信仰体系得以延续,胜利者试图抹去信仰改革的所有痕迹。当前良渚核心区域所见与短暂改革相关的残余所剩无几。胜利者先抹除玉器上的图像,继而销毁相关玉器。抹除图像的玉器被继续利用,改革失败后出逃的权贵主要出路就是离乡背井奔走他乡,如浙南的好川等地。兴化蒋庄的刻有太阳与台阶形冠徽图形的玉璧和山东的台阶形冠徽玉片也是失利者外逃的遗存。此外,好川与蒋庄都以陶鬶随葬,这一习俗尚未见于核心区,或可作为观念变革的旁证。此后良渚核心区内仅出现过陶器上的台阶形图像,或许是偶尔唤起对那次短命改革的些微记忆。

何锟宇认为宝墩文化主要源自川西北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马家窑类型以及稍晚的下关子遗存,又吸收了来自长江中游的挖壕筑城、水稻种植技术,以及四川盆地东部峡江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南方民族考古》12辑,科学出版社)。

雷少先生

尹检顺将湖南发现的史前白陶分为以环洞庭湖平原和湘江、沅水中上游的岭北山区为代表的南、北两区,其年代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认为南区作为白陶的发源地的可能性更大,其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水系展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郭伟民对长江中游文化与聚落进程进行考察,认为经过了一个“连续—断裂—连续”的过程,其中汤家岗文化到大溪文化发展是连续的,从大溪文化到油子岭文化发展则是断裂的,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又是连续的。从城头山到石家河,不仅是长江中游文化重心的变化,也反映出长江中游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演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雷少先生《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交流初探》以近年来宁绍平原和浙东海岛区域的史前考古工作的新进展为基础,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结合相关环境考古研究成果,对两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交流的背景、特点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蒋乐平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为华北类型、长江中下游类型和华南类型,又将三个类型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认为华南类型是典型的原生类型,长江下游类型是典型的续生类型,由于稻作农业的促进,上山文化在续生阶段中处于先进位置。孙瀚龙和蒋乐平将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上山文化阶段的陶器遗存,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进一步划分出前、后两段,注意到绝大多数以素面红衣陶为主,到中、晚期才出现少量纹饰。郭梦雨将河姆渡文化划分为三期六段,认为早、中期的年代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期受到马家浜文化的强烈影响,晚期受崧泽文化影响较大(《边疆考古研究》20辑)。陈明辉提出,后岗一期文化系统的扩张,使得皖北、里下河平原、宁镇地区、皖江流域和环太湖地区发生剧烈变化,可将距今7000~6000年这一时期称之为后岗时代[《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甘大明和仲召兵认为鄂皖苏沿江地区至迟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初步形成文化带,崧泽文化早中期之后,这一文化带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社会关系方面都可能是较统一的联合体[《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陈杰认为崧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外,更多的是来自皖江地区甚至皖江流域以西文化的影响[《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朔知讨论了崧泽文化时期皖江两岸的聚落和文化等,认为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东、西两侧及淮河中下游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尤其晚期阶段“崧泽化”趋向较为明显[《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彭辉通过对江苏常州新岗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时期的觚形杯进行类型学分析,认为敞口觚形杯可能来源于大汶口文化,束颈觚形杯可能来源于薛家岗文化塞墩类型,新岗遗址觚形杯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仿到创造的过程[《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栾丰实以陶豆和陶大口尊为例,讨论崧泽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认为崧泽文化向北方黄淮下游地区的扩散,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和四个区域[《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赵晔通过对大雄山南麓史前文化进行梳理,认为这一地区隐藏着良渚遗址群重要源头信息,尤其是官头井遗址存在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转变的基本脉络,是良渚遗址群兴起的关键节点[《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阎凯凯认为在崧泽文化时期,余杭地区内部自成一体,与周边的崧泽文化遗存相比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可作为一个文化的区域单元来看待[《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赵东升认为环太湖地区闭合的环境,使新石器时代区域内各区块考古学文化的同质性日趋显著,各种文化要素无法向外部扩散,只能在区域内传播、移动、整合,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仅是不同分区,没有形成不同的文化。

最迟自河姆渡文化晚期开始,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便已有了文化交流,两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这时以源自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向海岛区域单向传播为主,浙东海岛史前文化来源单一,尚未形成自身特色。进入良渚文化时期,随着稻作农业发展,人口增殖,聚落数量增多,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起来。特别是自良渚文化晚期以来,海岛区域的史前文化除了具备宁绍平原典型的良渚文化因素外,其来源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同文化因素在浙东海岛传播与汇集,并形成一些自身特色。这些新文化因素,部分与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有较多相似性,它的形成可能受到了宁绍地区以南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影响。从海陆环境变迁分析来看,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与当时的海洋环境变迁有明显关联。特别是海平面上涨极易引发海侵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宁绍平原的聚落生存环境和稻作农业生产等造成了严重影响,甚至是毁灭性打击,促使古人将目光投向海岛,开辟新的家园,这应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环境背景。

陈伟驹对岭南地区距今20000~10000年的考古遗存进行梳理,认为陶器的存在与否不是年代早晚所致,而是空间差异的表现,并将这一地区遗存划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部类型有陶器,多见石铲、骨铲等工具,南部类型未见陶器,少见铲类工具,反映的是生计适应策略的差异。贺刚将史前时期华南地区的屈肢葬分为岭南和岭北两个区域类群,认为岭南类群是屈肢葬的原生形态,岭北类群是衍生出的一个分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陈洪波通过对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生业经济和族群迁徙进行梳理,认为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早期领先性、中后期的滞后性、石器的长过程、狩猎采集经济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和特征鲜明的海洋文化等特征,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海洋性”因素(《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生业经济与族群迁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乔晓勤探讨了华南地区史前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讨论了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海岛区及大洋洲史前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过程,认为海洋文化的产生与华南地区人类向沿海地区的扩展有关,渔猎、捕捞业的发展使航海工具和技术不断完善,各种资源在岛屿间流动和交换,使地区间交易网络得以建立,进而加速了海洋文化地域性中心的出现(《区域互动框架下的史前中国南方海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以前者向后者传播为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岛区域的史前文化因素来源虽然逐渐增多,但始终未形成单独的文化圈。

李晓杨和韩建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陶甑、甗谱系进行梳理,认为自约公元前6000年以来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二者基本是一个大的传统,黄河长江流域一直是其主体分布区。陶甗可分为有腰隔鬲式甗、无腰隔鬲式甗、鼎式甗三个区(《湖南考古辑刊》12集)。赵雅楠将黄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支脚分为七型,并归为五个小分布区。

王良志先生

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

王良志先生《试论油子岭文化》以近年来出版的《澧县城头山》、《天门龙嘴》、《谭家岭》、《武穴鼓山》和《枝江关庙山》等考古报告为基础,对油子岭文化的内涵、分期、分布和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总论。林沄梳理了中国考古学中关于“古国”“方国”“王国”的讨论,认为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中原文化研究》2期)。李伯谦梳理了中国文明化历程相关研究,认为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格局中(《中原文化研究》1期)。谢维扬认为历史性事实对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合理分析具有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文献资料所体现的历史性事实的掌握、对特定地域合法政治传统的研究及对国家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影响的研究三个方面(《“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裴安平认为酋邦理论的系统性还不完整,研究方法上过度依赖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材料,而且结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独有的考古资源和文献资料来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宋建认为中国学者所使用的“文明进程”和“古国”概念,与西方的“社会复杂化”和“酋邦”概念类似,并以凌家滩和福泉山为例,探讨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社会分化和古国演进(《“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常怀颖通过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学科学者对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认为考古学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学科研究早期国家的关键。

首先,对油子岭文化内涵进行了界定,从陶器特征、房址、墓葬、聚落形态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其次,讨论文化分期和年代,将油子岭文化分为四期六段,总结归纳每一期的基本特征;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油子岭文化的绝对年代;再次,在分期的基础上讨论油子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地方类型,本文认为油子岭文化第一、二期时,分布范围局限于汉东地区,第三期时达到鼎盛阶段,分布范围扩大到长江以南的洞庭湖沿岸,根据区域差异可以划分为汉东地区的油子岭类型和洞庭湖区的城头山类型,这一时期的油子岭文化还对鄂东南地区、峡江地区和南阳盆地的诸多遗存产生强烈的影响,但这些地区的文化遗存同时受到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暂时不宜作为油子岭文化的地方类型,第四期时原来的文化中心——汉东地区被屈家岭文化代替,油子岭文化分布范围退缩至洞庭湖沿岸。最后,结语部分讨论了油子岭文化的源流和学术意义,认为油子岭文化主要来源于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油子岭文化的确认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早期中国或最初中国。李新伟认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存在着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连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单元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且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他又通过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崧泽文化之间相似性的比较,认为二者体现出以社会上层交流为核心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庙底沟类型的社会复杂化道路接近“集体取向”和“合作型”,而崧泽文化的道路接近“个人取向型”和“网络型”,这一时期“最初的中国”的形成是以各地区平等的多元互动为前提的[《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刘庆柱和韩国河梳理了中原地区从史前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演进轨迹,认为中原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社会主导文化,其中史前时期是从“多元”走向中原文化“一体”格局的时期。许宏提议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二里头国家为界,可以将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或“前王朝时代”,和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王朝时代”两个大的阶段,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则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他不支持东亚文明与国家数千年来由小到大、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中原文化研究》2期)。徐良高通过对古代文献和相关学术史进行梳理,认为“最早的中国”说法具有明显当代性,对考古学文化有过度解读之嫌。

靳松安先生

关于早期中国文明模式和特质。韩建业对新石器时代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原和江汉地区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原的文明演进之路曾经跌宕起伏,终究能顽强复兴;江汉的文明演进之路多半一帆风顺,最后却走向衰微。中原和江汉存在稍有不同的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中的江汉亚模式。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内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戴向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北方地区在龙山时代经历了与中原不同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演变模式(《考古与文物》4期)。冯时认为色彩的自然属性决定其哲学属性,以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发现的祭坛、墓葬及出土玉猪龙为代表,体现出以五色配五方的方色理论已经形成,这种古代不同遗物所呈现的不同颜色对上古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靳松安先生《龙山时代江汉与中原的关系》梳理了龙山时代江汉和中原两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屈家岭文化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仰韶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后,迅速向北扩张至豫西南鄂西北和豫南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极大地拓展了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地域,这就为屈家岭文化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渗透奠定了基础。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遗存在中原地区发现最多、分布范围也最广,如豫中地区大河村五期文化的郑州大河村、禹州谷水河、汝州北刘庄等遗址,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垣曲古城东关、孟津妯娌等遗址中发现有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近似。石家河文化早期在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豫中禹州瓦店、前后屯、襄城台王、郾城郝家台等遗址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豫东杞县鹿台岗、段岗、睢县周龙岗等遗址造律台文化早期遗存和豫北辉县孟庄、新乡李大召等遗址后岗二期文化早期遗存中,都见有来自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典型因素,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石家河文化晚期,邻近中原的汉水中游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在王湾三期文化的持续影响下,豫南鄂东北、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分别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杨庄二期类型和乱石滩类型,江汉平原腹地的石家河文化也逐步演化为后石家河文化。

关于经济基础和阶级分化。郭大顺将崧泽文化的斧钺分为三类,认为斧和钺的分化在东南、东北和中原地区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反映的是军权与神权的分立[《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戴向明对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发展变化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社群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基层组织逐渐趋于小型化,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有直接关系,并且手工业生产从家庭专业化到作坊群再到“核心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何驽认为崧泽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石器和玉器小商品生产,这样的经济模式能够较快积累社会财富,而优秀的工商业主通过垄断和扩大商品贸易成为社会的精英即贵族,引发了社会的等级分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他还认为浙江余杭瑶山、反山贵族墓地属于两个不同的统治阶级集团,集团内均是由男性担当社会管理和防卫职能,由女性担当社会宗教和纺织业职能,但前者偏重于宗教祭祀,后者偏重于社会管理和政府财富,两个职能侧重不同的集团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而支撑这种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可能是掌握财富的“中产阶级”。他提出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才能全面理解早期中国为何在中原地区形成,他认为长江流域史前时期尤其是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以农业商品经济为基础催生出“中产阶级”,进而形成民主管理政治体制,而黄河中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以小农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而形成“王权”政治,但黄河流域最终出现早期中国,与长江流域的挤压、利诱与碰撞所起到的刺激作用有关。陈杰认为玉钺、玉琮、玉璧等重要玉器可以成为划分良渚社会权力等级的重要物化指标,依据随葬品组合和数量等,可将良渚社会大致划分为显贵阶层、一般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三个等级,家族构成是良渚文化权力结构的社会基础,社会权力在不同家族之间转移和传承(《“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龙山时代江汉与中原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改变了史前中国的文化格局,不同外来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汇聚,为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大大扩展了中原文化系统的分布地域,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它不仅把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传播到江汉地区,同时也将后者的优秀文化因素带回中原地区,从而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孙周勇通过对榆林地区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聚落形态进行梳理,认为其间经历了社会复杂化过程,最终形成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考古与文物》4期)。王炜林和郭小宁对陕北地区龙山晚期至所谓夏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梳理,将聚落按面积大小分为三个等级,墓葬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中心所在,可能是通过神权模式来巩固其中心地位(《考古与文物》4期)。鲁鹏、田燕和陈盼盼等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模型分析,对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进行研究,认为裴李岗和夏商时期聚落分别有2个集聚中心,仰韶和龙山时期聚落有3个集聚中心,从早到晚分布重心由南向北迁移。栾丰实认为鲁东南沿海龙山文化时期形成了以两城镇和尧王城为中心的南、北两区,聚落形态均为大、中、小三级,并在数量上呈现出金字塔状结构,南区的聚落数量和人口总规模及密度小于北区,且人口规模呈现倒金字塔形态(《“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方向明通过对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聚落形态的梳理,认为马家浜文化的凝聚式聚落形态尚未出现分化,崧泽文化的凝聚式聚落形态开始出现分化,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体现着分化中的凝聚(《“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江章华和何锟宇对成都平原史前时期的桂圆桥一期遗存、宝墩文化进行分析,认为宝墩文化三期以前的聚落多分布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带,平原腹地则多为宝墩文化三、四期的聚落。赵亚峰认为在大溪文化四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洞庭湖地区城头山遗址与周边墓葬的随葬陶器具有高度相似性,体现出中心聚落对整个区域的强大影响力,另据微量元素分析,认为区域内各聚落的陶器主要还是本地生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黄运明先生

关于早期城址。孙周勇和邵晶认为马面大致形成于龙山晚期的北方地区,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代表,其形成初期主要是出于对防御功能的诉求,且有了较为固定的形制与结构。在另一文中,他们以石峁遗址外城东城门发现的内外瓮城为切入点,认为中国早期瓮城的形成时间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晚期,可能与早期大型宫室外的门蓬、影壁及半闭合或不闭合的门外围墙等设施的影响有关。邵晶以石峁遗址内城韩家圪旦地点分期为基础,将整个石峁遗址分为A、B、C三段,认为A段约公元前2300年,主要分布在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B段约公元前2100年,已扩展至外城区域,并修建了外城及马面、角台、墩台等附属设施,C段约公元前1800年,外城东门址及周边的城墙、马面、角台等建筑局部坍塌后经过重新修葺(《考古与文物》4期)。国庆华、孙周勇和邵晶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规划设计、建筑材料和结构技术进行分析,并与同期中国北方和中原城址及世界早期城址实例进行比较,对外城东门的形状、高度和大门位置进行尝试性复原(《考古与文物》4期)。张天恩和丁岩通过将石摞摞山城址与五女河流域其他石城进行比较,认为石摞摞山城址具有特殊地位,并将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的古城分为四期(《考古与文物》4期)。何锟宇和左志强将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城址分为单重城墙和双重城墙两类,并根据城墙的形制总结出成都平原城址类型的演变特点,即双重城墙较单重城墙出现时间晚,长方形城址是城址形制的主流[《成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左志强、何锟宇和白铁勇认为宝墩文化的来源,是以桂圆桥一期为代表的营盘山类型,接受了来自长江中游文化因素的影响,宝墩文化早期阶段,城址多聚集在成都平原西缘的山前过渡地带,城墙防洪功能突出,宝墩文化偏晚阶段,成都平原出现大量中、小型聚落,城址内聚落分化出现[《成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裴安平认为中国史前与古代早期的城址、都城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6000~5000年,是作为聚落群中心的城址,只是军事中心;第二阶段距今5000~4500年,是作为聚落群团中心的城址,出现属性各有差异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第三阶段距今4500~4000年,作为聚落集团中心、早期国家和文明古国都城的城址;第四阶段是作为方国都城的城址,以殷墟为代表;第五阶段是作为城市的城址,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成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春青对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学术史进行简单梳理,并总结了史前城址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趋向(《“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黄运明先生《福建沿海早期史前文化的检视》旨在通过新的考古发现探讨福建沿海地区史前时代在“龙山形成期”前后的文化变革。根据霞浦屏风山、晋江庵山考古发掘和平潭史前遗址考古调查的成果,对福建沿海史前文化序列进行了梳理。从距今6000-3000年,福建沿海史前时期除了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昙石山文化-黄瓜山文化-黄土仑文化这条序列外,还有就是夹砂陶传统这条线隐隐约约、忽明忽暗,一直贯穿着沿海史前文化的始终。“龙山形成期”前后福建沿海地区阶段性变化是存在的。夹砂陶传统的出现、消失和再次出现,恰好反映了福建沿海史前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变迁的过程。夹砂陶传统是福建沿海史前文化的“内核”所在。

关于房屋建筑。王中伟和方拥将裴李岗文化房址归纳为居住类、作坊类和综合类三种不同功能,并认为居住类房址从早至晚面积不断扩大,立柱存在由早期向心倾斜到中期垂直的变化。于璞依据具有叠压或打破关系的房屋之间门向的异同,将大地湾二期遗址各段房屋分为三类,认为先后出现过九批同时共存的房屋,反映出聚落布局的三次重大变化(《西部考古》11辑)。罗晓艳将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窑洞式三类,认为这一时期地面式房址明显增多,新出现窑洞式房址,房址结构趋于固定,房址的规模和功能出现差异。林壹对尉迟寺遗址以排房为代表的前期遗存的房屋和灰坑进行分析,认为尉迟寺所代表的社区以扩展家庭为基层社会单元,扩展家庭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李晓杨将中国早期发现的土坯建筑房屋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技术系统,认为东部技术系统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在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豫北地区普遍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和豫北地区则继承早期的土坯建筑传统,并以豫北冀南地区为中心向周围地区扩展,西部技术系统则从青铜时代开始出现。

黄超先生

关于文字符号。王磊认为淮河流域刻划符号既是对中原地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和江汉地区相互融合的结果,同时促进了长江下游及海岱地区刻划符号的演化和发展。卢雪梅认为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良渚文化黑色陶罐上的图形符号,表现的是良渚文化人们狩猎过程的记事图画,而非文字。

黄超先生《公元前2千纪中国与东南亚大陆的有领环》基于对中国与东南亚大陆有领环的系统梳理,旨在进一步深入了解公元前2千纪中国与东南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

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石质有领环见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并在此期间首次作为随葬品见于下靳和清凉寺。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个别零星发现外,有领环几乎消失殆尽。而商文化时期,有领环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顶峰阶段。东南亚地区目前最早的有领环见于越南红河流域的冯原文化,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出现于泰国湾沿岸地区,至1千纪时已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大陆地区和以及菲律宾、印尼等地的多个海岛。中国与东南亚大陆之间主要的玉器交流高峰期集中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有领环是越南冯原文化中期的社会上层人物从中国引入的主要玉器之一,由此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史前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形成。

关于遗址环境。汤卓炜、朱永刚和安硕等通过对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孢粉进行分析,推断当时属于适应多样性生态环境的复合型生业模式(《边疆考古研究》19辑)。胡松梅、张翔宇和杨苗苗等通过对陕西西安鱼化寨遗址可鉴定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和分类统计,认为周围环境是以森林为主的森林、灌丛草原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王树芝、方燕明和赵志军通过对河南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木炭种属的鉴定,和对植物群组成成分生态特性的分析,认为龙山文化晚期颍河上游气候温暖湿润,栎属植物在当地古代人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张海、庄奕杰和方燕明等通过对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文化壕沟的土壤微形态进行分析,认为壕沟直接与古颍河河道相通,应为引水排灌的水利设施,在经过连续的使用和维护后进入废弃阶段,并很可能经历了再度开发利用的过程。王辉、兰玉富和刘延常等对山东章丘西河遗址的古地貌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后李文化时期西河遗址先民生活在山前黄土台塬中河谷地带二级阶地上,后李文化之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一地区不再被看重,聚落重心发生了转移。孔昭宸、李玉梅和盛定国通过稻作遗存、植硅体、动物遗存和孢粉分析等方法,对湖南省南县新湖、沅江玉竹包和漉湖三处古遗址进行古环境分析,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湖水位置多次发生涨落,致使生活在洞庭湖南部先民的生活方式和食物结构并不单一,形成复合的经济形态(《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第四场讨论:经济、技术与社会

关于人地关系。朱永刚认为哈民忙哈遗址的经济形态为狩猎采集兼营农业,啮齿类动物的大量捕食可能引起疾病传播,而长时间攫取性经济又会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人地关系不协调(《边疆考古研究》19辑)。朱永刚和吉平认为,哈民忙哈房址内的大批人骨,表明存在居民群体死亡事件,应缘于一场肆虐的鼠疫,并由此引发了辽西新石器文化的变迁(《考古与文物》5期)。张东菊、董光辉和陈发虎等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全新世早中期(距今11600~6000年)的扩散,受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的驱动,和黄土高原粟作农业发展的压迫,距今6000~4000年扩展至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8期)。魏继印认为河济地区文化最繁荣期应为距今5500~45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和所谓龙山早期,可能是当时华夏文明的中心,龙山时代后期,洪水的到来使得河济地区的文明走向衰落。马寅清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数字高程模型,对洛阳地区仰韶和龙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等进行研究,认为洛阳地区古代人类在选择居住地时,偏好于海拔500米以下、坡度小于3度、朝向最近的水源、距离水源不超过1000米的地区。张俊娜和夏正楷通过梳理中原地区古代农业和古环境研究的学术史,对以农业为切入点的史前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刘辉认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兴废与全新世气候波动有着高度的耦合关系,两次兴起均为全新世气候暖湿时期,而城址的两次废弃则与全新世气候异常事件即气候转干凉相对应[《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林怡婷、林舟和蒋乐平等利用GIS手段,发现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高度适中、坡度和缓的盆地中腹部区域,靠近支流、远离干流;水热条件优渥,土壤适宜耕作;后方山地地势和缓,有丰富的植被资源,方便古人类进入并开展采集打猎活动。胡飞、杨玉璋和张居中等通过对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地层地球化学元素、磁化率等的分析,发现小黄山Ⅰ期气候环境温和湿润,Ⅱ期环境比Ⅰ期温暖干燥,Ⅲ期比前两期更干燥,并分别在小黄山Ⅱ期、Ⅲ期后段发生了显著的突发性干旱事件,认为气候环境的逐渐暖干以及两次突发性的干旱事件,很可能是导致小黄山遗址上山文化向跨湖桥文化转变,以及最终跨湖桥文化在小黄山遗址衰亡的主要原因。孙国平认为造成距今6000年以后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的史前文化比南岸的宁绍平原发达的原因,是北岸地区的环境有利于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高蒙河认为上海岗身以西地区曾经有过一条崧泽文化时期的人类生存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才随着环境的趋好,向东拓展到岗身之上(《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张弛和洪晓纯通过对沿海地区早期海洋适应性文化进行研究,认为距今7000~5000年,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沿海岛屿,从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早期一直有稳定的海洋适应性文化存在,且可能已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东南地区贝丘和沙丘遗址至少从7000年前就开始有了依赖海洋资源的壳丘头文化、大坌坑文化和咸头岭文化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或者4500年以后,农业扩展至岭南和东南,海洋适应性文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戴向明先生主持

动植物考古和农业起源

崔天兴先生

关于农业起源和发展总论。潘艳、卢宝荣和陈淳通过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案例分析,认为除了驯化物种,一些未出现驯化物种的社会,也会通过主动改造环境和干预物种生命周期建立起农业生态。袁靖认为中原地区的生业特征可分为仰韶文化和龙山—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整体上持续发展,但大豆、黄牛、绵羊等新的生产力要素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才进入中原地区,这个过程及变化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部考古》11辑)。赵越云和樊志民认为中国早期农业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路径具有一致性,两者都经历了起源时期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发展时期的交汇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期]。

崔天兴先生《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形态、资源空间和社会过程研究》利用GIS技术对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进行了空间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彩陶化学成分分析手段探讨区域内彩陶的生产和消费。

关于稻作农业。彭博将早期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移植阶段、驯化阶段、强化阶段,认为普通野生稻在当地的生长,以及人们对其长时间的利用和熟悉,仍是人工栽培的基础,但栽培过程中的人为干涉更加重要。谭惠忠、郑卓和张镇洪认为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植硅体属非籼非粳类型,说明距今10000~8000年,当地居民虽然仍以渔猎为生存的主要手段,但也不排除已具备最初级的水稻栽培技术[《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赵志军和蒋乐平分析认为,上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的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另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炭化粟粒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粟遗存的空白,并将中国北方旱地作物粟传播到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向前推到了距今6500年前后。郑云飞和蒋乐平等从形态和组织两方面观察了距今9000~8400年前浙江永康湖西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轴,发现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栽培水稻,但带有很多野生祖先种习性。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粳稻是原始栽培稻的驯化方向,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稻落粒性驯化已基本完成。顾海滨、David Joel Cohen和吴小红等对杉龙岗遗址彭头山文化阶段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发现以水稻为主,野生采集植物为辅,出土的炭化米全部经过脱壳处理,44%炭化米的粒形和胚的生物性状已经接近现代的栽培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程至杰、杨玉璋和张居中等通过对双墩文化小孙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进行浮选,认为小孙岗先民虽然已开始栽培水稻,但采集仍是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途径(《第四纪研究》2期)。邱振威、尚雪和蒋洪恩等通过对江苏无锡杨家遗址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炭化水稻比例最高,认为马家浜文化晚期,杨家遗址附近以禾本科为代表的陆生植物发育,水域面积扩大,气候总体温暖湿润,稻作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科学:地球科学》8期)。陈昌富和张居中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栽培稻分别从洛阳盆地和汉水流域传播到陇东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不断向南扩展,栽培稻和粟类作物一起传播到成都平原及云贵和广西等地[《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杨玉璋、程至杰和李为亚等通过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史前稻旱混作农业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区域差异进行研究,认为该模式在淮河上游裴李岗文化中晚期最早出现,而淮河中游这一时期为单一的稻作农业模式,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才成为淮河上中游地区普遍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科学:地球科学》8期)。董广辉、黎海明和任乐乐等将云贵高原新石器—青铜时代的农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稻作农业发展阶段(距今4800~3900年),稻—粟混合农业发展阶段(距今3900~3400年)和稻、粟、麦类混作农业发展阶段(距今3400~2300年)(《中国科学:地球科学》7期)。

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在在灵宝盆地达到顶峰,仰韶晚期明显衰落,庙底沟二期阶段有所回升,但也没有达到庙底沟文化的繁盛。聚落沿河流呈 “线性”分布,大中型聚落均分布在山前平原或冲积扇上,山间没有出现大型聚落。彩陶陶胎的粘土成分基本相同,与灵宝当地采集的粘土化学成分相差不大。黑彩的化学成分也呈现出相同的规律,不受器形等因素的影响。结合部分遗址内部发现的陶窑,推测这时期每个聚落内部应该都有自己的制陶体系,不存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统一生产、分配和流通的体制。灵宝盆地内仰韶文化早中期植物利用、肉食资源和食谱研究也符合我们对资源利用的推断。聚落内部居址和墓地的研究表明,彩陶、石器等当时可供分配的资源均有向大型房屋、墓葬集中的趋势。单个聚落内居民有分组居住和资源向少部分人集中的现象,而且聚落之间也出现了分层的社会关系。

关于粟作农业。马志坤、杨晓燕和张弛等通过对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出土的12件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淀粉粒进行提取和分析,认为小河西文化时期粟类植物驯化已经开始,粟类植物驯化的过程非常漫长(《中国科学:地球科学》7期)。孙永刚、赵志军和吉平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浮选、鉴定,发现其经济结构是以黍为代表的农作物为主导,采集和渔猎是重要补充。夏秀敏、吴妍和王昌燧等通过对陕北榆林王阳畔遗址出土植硅体的分析,认为仰韶晚期粟和黍是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且黍始终有种植优势,龙山早期粟作农业逐渐衰落,可能与气候的干凉化有关(《人类学学报》2期)。高升、孙周勇和邵晶等通过对2014年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分析,认为当时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唐丽雅通过对湖北郧县大寺、青龙泉和河南淅川沟湾等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分析,认为鄂西北豫西南山区在公元前5000~前2000年,基本以旱作为主、稻作为辅(《西部考古》11辑)。王育茜、靳桂云和陈松涛等通过对安徽宿州芦城孜遗址2013年发掘样品进行浮选,发现该遗址从大汶口文化至汉代一直处于粟稻混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大汶口文化时期粟作农业所占比重更大,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程至杰、杨玉璋和袁增箭等对安徽宿州杨堡遗址浮选所获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析,认为以杨堡遗址为代表的淮河中游地区,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实行多种作物的种植制度。陈雪香对山东日照六甲庄遗址2007年度浮选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有水稻、小麦、粟等。

综上所论,该区域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血缘关系而非经济等手段为纽带。灵宝盆地仰韶中期区域社会达到低度的社会复杂化水平,但墓葬等遗存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开始逐渐的变大。中原地区的史前工作仍然偏少,关键性节点不清晰,研究深度不足,需进一步强化区域调查和系统发掘。

关于麻类作物。孙永刚和张倩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的大麻,同时结合野生大麻的分布及生长习性,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最早开始驯化、栽培和利用大麻(《中国麻业科学》1期),孙永刚并认为其利用方式除了食用和提取纤维原料外,在其早期阶段多与宗教行为有关。

孙瀚龙先生

关于残留物分析。杨玉璋、袁增箭和张居中等对安徽繁昌缪墩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认为稻属植物的利用在食物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另外莲属、芡实等植物淀粉粒的大量发现,体现了皖南沿江平原地区先民对水生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依赖(《第四纪研究》6期)。杨玉璋、姚凌和程至杰等通过对顺山集遗址石器和陶釜残片表面残留物的淀粉粒分析,认为先民植物利用具有多样性,圆形磨石、磨球及长柱状石锤主要用于加工植物性食物,石斧也被用来加工植物性食物,具有“一器多用”的特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7期)。

孙瀚龙先生《崧泽、良渚葬仪初探——以陶缸为例》旨在探讨崧泽-良渚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葬仪。目前,崧泽早期到良渚晚期发现随葬陶缸的遗址约有20 处,关于陶缸功能仍莫衷一是。陶缸随葬的空间位置有三种:墓坑外、墓坑内和无墓坑随葬。墓坑外的陶缸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具或祭器,推测与二次葬、人祭等仪式有密切联系;葬具外的陶缸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器,推测与特殊的下葬仪式有关;葬具内的陶缸最初可能是财富、身份的象征,同时兼具礼仪物品的作用,发展到后来,财富的象征意丧失,礼仪的作用可能转化为对某种仪式传统的坚持和纪念。

关于动物考古总论。武庄、袁靖和赵欣等认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北方地区在推广驯化家犬方面明显快于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南北方在驯化家犬进程上的差异基本消失。刘丁辉对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狗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演变进行讨论,认为新石器时代狗主要用于协助狩猎,并开始关注其食用和守卫价值。袁靖认为东北地区北部新石器时代生业特征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农作物,当时可能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莫林恒对长江中下游地区2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鱼类遗存进行统计分析,将出土的鱼类分为常见骨骼、一般骨骼、少见骨骼三类,并对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的鱼类进行比较分析,另将这一地区捕鱼经济分为四个时期。

黄富成先生

关于各遗址动物遗存。胡松梅、杨苗苗和孙周勇等鉴定认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有扬子鳄、猪、狗、马、黄牛、绵羊、山羊等人工饲养动物,经济类型为半农半牧形式,当时遗址周围是一个以草原为主,有树木、水域和沙漠的环境(《考古与文物》4期)。蔡大伟、胡松梅和孙玮璐等对陕西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的11个古代黄牛进行古DNA分析,发现全部是普通牛,从侧面反映了石峁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4期)。赵春燕、胡松梅和孙周勇等通过热电离质谱分析方法,对陕西石峁后阳湾地点出土的猪、黄牛和绵羊等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进行测定,认为它们可能是在遗址当地饲养的(《考古与文物》4期)。宋艳波通过对济南地区后李文化时期的小荆山、西河、月庄、张马屯四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此时先民们已经驯养了狗,并且开始驯养家猪,并充分利用食剩的动物骨骼等熟练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宋艳波和田名利通过对江苏宜兴西溪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各阶段的脊椎动物进行统计、鉴定,发现家养动物有猪和狗,野生动物有麋鹿、斑鹿、牛等。宋艳波和田名利通过对江苏溧阳神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早期阶段动物遗存进行统计和鉴定,认为当时先民主要依靠狩猎和捕捞野生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同时可能会饲养家猪作为肉食资源的补充。宋艳波和谢光茂对广西百色地区百达、革新桥和坎屯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分析,认为在全新世早中期该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先民以渔猎经济作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

黄富成先生《裴李岗文化“钻孔石器”及相关问题》提出“钻孔石器”是石器生产工具在结构形态和技术发展上的一大变革,标志着原始农业生产进程中复合工具的发展与形成。依据嵩山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石器工具钻孔的技术正处在由小型石制品及饰物向大型石质生产工具过渡的阶段,迟至裴李岗文化晚期或仰韶文化早期才初步完成这个技术发展的阶段。

石器、玉器、陶器及其他

工具技术、工具结构形态是直接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这也是我们认识原始聚落社会内部各系统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石器工具的形成与发展真实体现了北方旱作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山地农业——河谷台阶地农业——平原农业。以钻孔石器为代表的复合工具的形成与发展表明原始聚落社会生产经济的真正形成。生产经济中的组织、系统、分工与配套设施等是社会复杂化的几种基本结构形态。

关于石器类型和功能。黄可佳以中锋端刃器的分类为例,探讨了磨制石器的量化分类方法(《东方考古》13集)。肖宇认为史前石锛存在多种安柄形态、缚柄技术,表明其使用方式和功能的多元化,不同安柄形态的石锛,组成成套使用、方式各异的精细木材加工工具。陈胜前、杨宽和朱永刚等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石器工具组合的研究,发现缺乏典型的农耕工具,而食物加工工具种类丰富,反映出当时狩猎采集兼营农业的生产方式,并认为先民生活在一个此前很少为人利用的农业边缘环境,高度聚居的人口形成对资源的巨大压力,为哈民忙哈遗址的灾难埋下了伏笔(《人类学学报》4期)。王佳静和蒋乐平对上山遗址上山文化的部分石片石器进行微痕和残留物的分析,认为其功能包括收割水稻、芦苇、莎草等植物,也有用于竹木加工等。孙瀚龙通过实验考古和微痕分析的方法对“石犁”进行研究,认为“石犁”并非进行犁耕生产的工具,其功能呈现复杂多样的特性,单体石犁应该是切割柔软植物的刀具,或被用作挖掘工具,组合式分体石犁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整体器物使用,也不排除在拆卸后各部件单独使用的可能性[《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王小娟女士

关于石器制作和生产。陈醉通过石器的改制工艺、使用痕迹观察,认为哈民忙哈遗址存在大量改制石器的现象,与遗址内石料资源供给不足有关(《边疆考古研究》19辑)。翟少冬根据对陶寺遗址石制品复制实验的结果,认为陶寺晚期变质砂岩石器的生产,可能远远高于自身消费的需求,多余的产品可能输出到周边来换取自身需要的物资。邸楠运用实验考古的研究方法,对陕西蓝田新街遗址出土的石刀进行了研究,认为石刀的加工制作主要采用锤击和锐棱砸击两种方法,用途主要为收割(《西部考古》11辑)。

王小娟女士《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陶器制作技术变迁》基于陶器“生命史”的视角,利用陶胎断面观察、化学元素分析和岩相分析等手段进行制陶原料的研究,通过观察统计进行陶器成型、修整、装饰和烧制技术的研究。研究旨在从陶器技术的角度来阐释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的文化变迁。

关于玉器研究方法和总论。张忠培提出要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放在中国文化变革之路中进行考察,要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学发现的玉器,首先要在认识上搞清楚一件玉器的概念,其次要观察出玉器与玉文化之间的关联,最后要找出玉器发展演变的规律。杨伯达对中国史前时期的玉器进行综合研究,归纳出史前玉器的六大成因,包括社会、巫觋、玉人、玉石、工艺、形饰因素,并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现的玉器进行分类和功能分析,总结了不同区域玉器的社会特征(《中国史前玉器史》,故宫出版社)。杨晶以东北和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为主,探讨了我国东部地区史前玉器的发展轨迹,认为形成了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两大玉文化中心,南、北两大玉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促成了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时代玉文化的高峰(《“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朱乃诚以玉琮为线索探讨了广富林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她将晋南地区以条山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包含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南区包括平陆芮城谷地和垣曲盆地。陶器制作技术方面,南、北两个区域的差异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陶器成型技术方面,南区新出现了轮制技术,而北区没有。之后,北区的陶寺文化和南区的龙山文化在制陶技术的多个方面产生明显差异,最主要的是成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的巨大反差。成型技术方面北区始终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技术为主,其次是模制技术,轮制技术在陶寺文化中期出现但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相反,南区则以轮制技术占据主导地位。装饰纹样方面,北区陶寺文化始终以绳纹为主,少量篮纹和方格纹,而南区则以篮纹为主,方格纹其次,绳纹少量。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南、北两个区域之间在陶器技术方面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进一步论证了这两个区域逐步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变迁。

关于玉器功能和原料。杨晶认为在史前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三角洲平原和苏皖平原,玉璜佩戴方式在排列、组合和布局等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是两地均流行以单璜作为项饰或胸饰的样式,差异性则主要表现在排列、组合和布局等方面[《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秦岭和崔剑锋对浙北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无损分析,认为软玉在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被引入环太湖流域,崧泽—良渚时期透闪石玉已成为最主要的玉石材料,小兜里遗址和普安桥遗址的玉料来源并不相同,且同一遗址从崧泽晚期到良渚中期均体现出在玉料来源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第五场讨论:理论与反思

关于玉器内涵。黄翠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耳珰进行研究,认为耳珰大约萌芽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半至公元前第四千纪之交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形均为滑轮形,材质有骨、牙、石质等;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半,凸纽状的骨耳珰开始出现;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玉质的耳珰开始盛行,并出现滑轮状、凸纽状和喇叭状等不同类型;公元前第三千纪以后,只在个别墓葬中有发现[《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崔天兴认为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来源于玉玦和兽首的结合,其平面形象为兽面纹玉璋,兽面形玉璋与红山文化玉蚕蛹从构图图式上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是“蚕”的变态形象。高江涛认为多璜联璧首先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晋南地区,主要是佩戴饰物,之后北传至新华文化,再西传至齐家文化分布区,在晋南主要是佩戴饰物,在齐家文化中多与祭祀相关。费玲伢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形玉器分为全形动物、半形动物和复合形动物三类,并认为玉器的动物造型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邓淑萍认为太湖地区公元前3000年前后出现的胚胎形玉雕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有大眼、立耳翘鼻的是虎,另一种不刻划眼睛、长鼻吻、有角或鬣的是龙[《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宋建认为反山M12出土玉琮上的人虎复合神像是良渚文化的主神,人形神与虎神分别代表巫师与神灵。

魏兴涛先生主持

关于陶器的起源、制作和功能。周广明与和奇认为,作为炊器的陶器出现,是人类饮食文化进程中的内在需求,其外因是广谱经济对炊煮载体的需求刺激。黄建秋通过对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陶豆和高把盅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这两种器物可以分解成多个独立部件,各个部件分别由专人制作,再由专人把不同部件拼接成完整器[《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张伟认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喇叭形器”是陶鼓,应该是借鉴和发展了长江与汉江流域的束腰形陶鼓,并影响到甘青地区(《西部考古》12辑)。郁永彬、吴小红和崔剑锋等通过对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彩陶进行检测分析,认为与邻近的枝江关庙山彩陶使用的原料相近,而与长江上游及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不同。郭梦认为河南汤阴白营遗址龙山文化“含金沙陶片”所用羼合料应该是云母(《西部考古》11辑)。高兴超认为大青山以南地区仰韶至龙山时期陶窑窑室以圆形为主,椭圆形次之,火道由仰韶晚期以直向加环形火道系统为主,转变为龙山时代以主火道和分火道组合为主的结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郭梦对陶器无窑烧制技术和陶窑烧制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二者并非单一的技术进化模式,而可能是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多元技术选择的结果。

郭明建先生

关于陶器与宗教艺术。陈继玲和陈胜前综述了史前艺术类遗存研究的方法,注意到了不同方法之间存在层次、视角、应用范围等方面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提出多种方法结合的关联方法,并以兴隆洼文化和哈民忙哈遗址筒形罐表面的“之”字纹、“麻点纹”为例做了分析。曲枫认为青海柳湾墓地彩陶壶上的人像,表达了萨满的身体变形现象,作为死亡萨满生前使用的神器,可能代表着萨满的第二个身体。朱乃诚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进行研究,着重释读了一种尚未被识别的阴文鸟纹图案,认为半坡类型彩陶鸟纹应是当时人们看到的鱼鹰捕鱼实景的艺术写照,而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鸟图案可能与崇尚鸟有关。赵春青认为庙底沟遗址彩陶罐上的“鱼鸟共融图”盛行于庙底沟类型早期,鸟和鱼分别代表同属于仰韶文化组团的两个集团,它的出现说明自庙底沟类型之始,鸟集团逐渐夺取了战斗中的胜利,且鸟集团内部仍可以划分次一级别的若干族团。王小盾认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东方和西方流行两种鸟崇拜,且都有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由此催生了日鸟和月蛙这两种历史悠久的象征传统(《中原文化研究》3期)。朱永刚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丫”形陶器形制特点、出土状态、生业类型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学资料,认为是一种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的信物,可能是狩猎时行巫术的辅助器工具。

郭明建先生《聚落考古三题----从田野考古调查到现代聚落观察》检讨了聚落考古,这一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的重要方法。认为目前的聚落考古理论均存在“空洞”之嫌,考古研究与历史真实之间可能还存在很大的鸿沟。

关于骨器等的制作和功能。陈全家、陈君和吉平等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骨、角和牙制品进行分析,发现其种类繁多,原料来源广泛,加工技术纯熟,主要是从事狩猎、采集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人类学学报》3期)。王春雪、陈全家和陈君等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4件蚌制品观察分析,认为是装饰品,其制作流程是选料、截料、改料后,在蚌坯中部管钻钻孔,取得蚌环雏形,再抛光加工(《边疆考古研究》19辑)。吴卫对昙石山文化诸遗址中出土贝制工具进行分类统计,将其大致分为耕作工具、收获工具和加工工具三类。

他以亲身参与的薛河流域聚落考古调查和雄安新区考古调查为案例,对比现代聚落组织提出了三点聚落考古方面的反思:一、古代聚落是难以全面复原的,因此辨识聚落在很多区域内具有局限性,在河流下游区域尤其如此。地质调查与埋藏研究应为考古调查的基础,否则其客观性将大打折扣;二、聚落等级和面积的关系是复杂的。聚落分化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早期社会聚落面积的区别与聚落功能密切相关。即使在复杂化社会中,除了定性的分析,聚落等级的具体划分由于样本量等原因也会存在主观性。对于聚落的面积,与其将它与聚落行政等级直接挂钩,不如将它视为一个聚落“综合实力”的表现。这种综合实力既与本聚落的行政级别、人口相关,又与本聚落的经济、资源、交通、文化等其他情况紧密相连。三、分化社会中,虽然大小聚落面积差异明显,但疆域的划定和行政中心的确定则是具体而复杂的。尤其对于等级差异不大的一群聚落,理论模型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问题的解决仍需要更加深入和具体的证据。相对于低等级聚落,高等级聚落的变迁一般更为复杂,确定大型聚落之间的关系、共时性、变迁的具体过程,仍是考古学研究的难题。

体质人类学和同位素分析

张居中先生

关于人种类型和病理分析。陈靓、熊建雪和邵晶等对石峁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头骨进行研究,发现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且不见未成年个体。从头骨形态特征来看,与内蒙古长城沿线一带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头骨上留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可能与祭祀仪式或者卸取头骨有关,头骨上的创伤可能与战争有关(《考古与文物》4期)。魏东和肖晓鸣通过对后套木嘎遗址2011年出土人骨进行研究,其中第一期遗存的M45属于新石器时代,墓主人盆骨形态受损,倾向于男性,脑颅方面为长颅型、高颅型、窄颅型结合,面颅方面为窄额型、狭上面型、中眶型与中鼻型相结合。赵东月、朱泓和闵锐对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死亡年龄主要在未成年期和中年期,女性居民颅骨特征与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较为相似。

张居中先生《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化洼地现象试析》指出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之后、龙山文化晚期之前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低潮期,相较于周边地区形成的“文化洼地现象”。这种“文化洼地”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其间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呢?这一现象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过什么影响呢?

关于稳定同位素分析与食谱。郭怡、夏阳和董艳芳等通过对北刘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进行分析,认为是以粟类食物为主的食物结构,进一步认为从所谓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时期,一直以粟类食物为主,且在先民食物结构比例上升,但到仰韶文化中晚期,粟类食物的比重下降(《考古与文物》1期)。舒涛、魏兴涛和吴小红对河南灵宝晓坞遗址发现的2座仰韶早期的二次合葬墓人骨做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都以粟为主食,规模较大的一号墓成员内部饮食差异小,规模较小的二号墓降低了采集量,粟和肉食比例有所提高,同时男女性别之间的饮食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吴梦洋、葛威和陈兆善通过对昙石山遗址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进行分析,认为昙石山先民有广泛的肉食来源和一定量的C3类植物,其中肉食以海生类资源为多,食物营养级与社会贫富并无关联,两性食性无显著差异,未成年人的食物结构较成年人更偏于高级营养级食物(《人类学学报》2期)。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气候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是气候原因,为何周边同期文化发达,唯独中间衰落?可见气候的变化可能是这次中原地区文化衰落现象产生的诱因,并非全部原因。典型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促使了聚落的增多、增大和人口的增加,同时也孕育了社会内部矛盾。至仰韶晚期,随着气候条件的恶化,先民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以铸鼎塬为代表的生态较为脆弱的黄土地貌,难以供养如此多的人口,导致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加之定居的生活导致的疾病流行,使文化发达之地变成不宜居住之地,迫使人群开始不断向外迁徙、移动,最终导致该区域人口锐减,文化衰落。而周边文化的乘机入侵,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周边文化内迁带来的新元素,又为该地区下一阶段文化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新的动力。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张居中先生还介绍了2017年“伊朗拉扎维呼罗珊省考古调查”项目的进展。2018年6月,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同伊朗内沙布尔大学考古系签署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决定合作开展“伊朗东部史前文化与社会——拉扎维呼罗珊省Borj遗址联合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学术目的在于寻找古代东西方文化与科技交流的线索。

责编:韩翰

赵亚锋先生

赵亚锋先生《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丧葬观演变的考古学观察》梳理了洞庭湖地区多年考古工作积累下来的史前墓葬资料,对区域史前丧葬观念的演变做一大时段的长程式观察与研究。观察视角一是墓葬在聚落中的位置分布和其与居址的相对位置关系;二是墓葬随葬器物与遗址灰坑、灰沟等遗迹中出土器物在器类、器型、数量和大小风格等方面的对比。主要目的是观察不同时期人们处理生者与死者之间关系方式策略的变化,从而探索区域史前丧葬观的演变 彭头山文化时期,墓葬一般就在房址边上,墓区与居址区混杂在一起,同时墓葬随葬器物与生活用器差异不大,这一时期可谓真正的“事死如生”。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资料较少,可能与彭头山文化时期差异不大。汤家岗文化时期,已经规划出与居住址分离的墓地,墓地内有不同的墓区。虽然随葬器物与生活用器尚无明显异化,生死已然有别。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墓地应该不止一个,仍和同时期相应房址有着对应关系。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地有进一步集中的现象,但所有的墓地还是与房址一起位于遗址内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墓葬随葬器物与实际生活用器开始明显差异化,专门用以随葬的明器流行,典型的生死有别。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孙家岗遗址墓地已经被移到了该遗址环壕之外,与居址生活区完全分离。其墓葬随葬器物虽不像上一时期那样明显明器化,但随葬器物类型却明显异于实际生活用器,生死之别显然。

刘宝山先生

刘宝山先生《从江南土墩墓看家庭私有制的起源》是由江苏宜兴下湾崧泽文化土墩墓群的考古发现提出的。江南地区青铜时代以高大土墩为特征的“土墩墓”实际上应当称为土墩墓地,土墩的构建过程反映出墓地具有规划性和一定的营造方式。2017年江苏宜兴下湾崧泽文化遗址发现了居住址外独立规划的家族墓地,墓地专门规划在山脊上,生产和生活居住区规划在山脚平原地带,并且发现了最早的一墩多墓埋葬习俗。下湾家族墓地共由数十个土墩组成,是“一墩多墓”的家庭墓地,反映了“长幼有序的家族观念”。

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早期的墓地仍属于大型的氏族性质的公共墓地。良渚文化时期在太湖流域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中已普遍存在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和墓地相结合的“高台墓地”,说明贵族家庭或家族正式从普通墓地中脱离出来,是社会等级的表现。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进入古国文明的前夜,反映社会地位的高等级单人墓葬和反映父系家族的一墩多墓并存。反映了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的发展规律。

黄建秋先生

黄建秋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及相关问题》由两个考古学文化命名争议的案例展开,一是如何定性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分布于太湖西北山地丘陵地带、以平底筒形釜为代表性器物组合、死者头向朝东的骆驼墩遗存为例;二是如何命名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文化典型器物的复合文化,以新沂花厅墓地随葬品表现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两合现象为例。

他认为考古学文化名称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完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就要兼顾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两方面因素。给新的考古遗存命名时把它与考古学区系类型以及考古学文化分层次结合起来考虑,借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序列概念和涵化理论,这样便能够解决上述两个难题。如此,可以得出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解决方案。重视骆驼墩遗存的文化个性的视角,那么太湖西部的骆驼墩文化与东部的马家浜文化共同构成太湖流域文化区。重视骆驼墩遗存与马家浜文化因素共性的视角,那么马家浜文化骆驼墩类型也是太湖流域文化区的重要组成。花厅墓地遗存可以采用双名制,称为大汶口•良渚文化,从名称上体现其兼有两个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命名产生的争议实际上是古代物质文化的交流造成的,物、信息和人三个要素的交流与流动造成了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复杂。

方向明先生

方向明先生《玉器时代观念与艺术浪潮》认为玉礼器、玉和玉器的观念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主要特征。距今5000年前后开启的玉器时代,区域波及东亚大陆东部的半月形地区,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他从六个方面描绘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环玦的源起、扩散和影响:玉器时代的先声;二、红山玉龙和勾云形器、良渚神像和琮:宇宙观的创立和完形;三、璜的出现和原始意义;四、璧环的发展、定型和龙山时代的嬗变;五、良渚琮的传播、后续和扩散;六、海岱和两湖的玉文化:玉器时代的最后绝唱。

作为中华文明出现时段的“玉器时代”,玉的神化和灵物是观念意识形态的核心,成组玉礼器标识的礼制是维系社会组织和结构稳定的基础;作为高端美术品的玉器,是玉器时代观念和艺术的主要代表,也是研究这一时期观念和艺术从碰撞到进步的主要切入点,不同区域的各集团,先后时段的各集团,体现在玉文化、玉文明上的观念和艺术的浪潮,成为东亚半月形地带玉器时代波澜壮阔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随即而来的牙璋和二里头文化龙的滥觞,玉文化再次掀起波澜。

李新伟先生

李新伟先生《“最初的中国”视角下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回顾了考古学史上中国文明探源的研究,认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与考古发现最为契合、在以考古学方法重建中国古史的实践中也最具可操作性。他归纳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三个要点,阐释了对“最初的中国”的理解。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最初的中国”的认定不仅意在确立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基础,更在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王朝国家形成提供基本的视角。这一视角的基点是:“最初的中国”形成后,其内部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超过以往的深刻联系,某一地区社会精英的政治实践会对其它地区有同样雄心的精英们产生示范作用。正是各地区精英们的踊跃探索和相互借鉴,才形成了良渚、陶寺和二里头政体相继出现的壮阔场面。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展开文明化进程,是中国文明独有的特色。这个宏大进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中国文明形成之初就具备了“天下”的视野,在一个广大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内勾画政治蓝图,构筑政治理想,实现政治抱负。在这一过程中,所谓“东亚青铜潮”等外来因素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先生总结:

赵辉先生在总结发言中感谢了各位与会代表的努力,使得相对紧张的议程能够达成如此美满的效果。两天三十多位代表的发言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本届大会新石器组报名代表的数量并不算多,实际上有很多成员参加了其他分组的讨论,例如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环境考古等领域,他们探讨的是新石器考古的问题。这提醒了我们,新石器考古可研究的问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有些问题形式上分散到了其他专委会。因此,他建议今后新石器考古领域的学者将视野放开阔一些,把古代社会复原的各个领域考虑进来。在新石器组讨论的四个专题中,“区域文化和交流”貌似是最传统的领域,有很多先生事实上是在探讨区域社会的运作,例如孙周勇先生谈的是晋陕地区几个社群之间的彼此关系,宋健先生谈的是良渚社会内的一次宗教改革,及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目前,史前考古的研究确实已经进入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史研究的转型期,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发展。

另外,他还期望各位将研究的视野放长远一些。例如,二里头文化的很多研究都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我们不妨也可以主动的将研究延伸至夏商周时期,这一时期有许多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也不比新石器晚期高。再往上追溯,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关注点。

罗森教授在大会开幕的致辞让他印象深刻,这么多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使西方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是有别于西方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在探讨自身历史时需要一些一般性的理论,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一些适合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理论呢?这是我们在座各位今后长期需要努力的任务。

图/文:张 东

审 稿:李新伟

责 编:张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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