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新诗总系》的三点质疑

作者: 历史人物  发布:2019-11-22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有一郎、速生、野马等,出生中国台湾,是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张我军著有《乱都之恋》、《对月狂歌》、《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作品,被誉为“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胡适”,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张我军以他和妻子罗文淑的爱情故事为背景写成了《乱都之恋》,带来了台湾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人物生平js99699金沙 1张我军 1902年10月7日,生于台北县板桥镇,原名张清荣。 1914年,板桥公学校毕业。 1916年,经林木土介绍,入新高银行当工友。 1918年,升任新高银行雇员。 1921年,由新高银行调往厦门分行。 1922年,因父亲去世,回台奔丧。 1923年,新高应行结束营业,初冬由厦门搭船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一月十二日,出席该会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后由上海转赴北京。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写下第一首新诗《沉寂》。 1924年4月21日,短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七号。 1924年5月11日,新诗《对月狂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八号。 1924年7月11日,新诗《无情的雨》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十三号。 1924年8月16日,新诗《游中央公园杂志》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14日,新诗《烦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下旬,回到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 1924年11月21日,短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四号 1924年12月1日,短评《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五号。 1924年12月11日,短评《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欢送韦博士》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六号。 1924年12月28日,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蒋渭水、杨朝华、翁泽生、郑石蛋等人发起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 1925年1月1日,短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櫼中的破旧殿堂》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一号。 1925年1月11日,短论《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二号。 1925年1月21日,短评《揭破闷葫芦》、《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三号。 1925年2月1日,短论《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办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四号。 1925年2月21日,短评《复郑军我书》、短论《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六号。 1925年3月1号,短论《诗体的解放》、杂感《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新诗《烦闷》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七号。 1925年4月1号,短论《生命在,什么事都做不成?》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号。 1925年4月21日,杂感《随感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二号。 1925年6月,后记《“亲爱的姊妹们押分歧努力”后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七号。 1925年7月19日,新诗《弱者的悲鸣》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8月26日,短论《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9月1日,与罗文淑在台北江山楼结婚,证婚人林献堂、介绍人王敏川。 1925年10月18日,短论《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五号。 1925年10月25日,短论《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六号。 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论文《文艺上的诸主意》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号。 1926年12月13日,杂感《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三号。 1926年12月27日,序文《“乱都之恋”的序文》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五号。 1926年1月,短论《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九十至九十六号。 1926年6月,张我军夫妇再度前往北京,准备求学深造。 1926年7月25日,杂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译者附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05—115号 1926年8月11日,拜访鲁迅寓所,赠送四本刚出版的《台湾民报》(第113—116号) 1926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就读一年。 1926年9月19日,小说《买彩票》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23—125号。 1927年3月,与苏维霖、洪炎秋、宋斐如、吴敦礼等人共同创办《少年台湾》 19275月1日,小说《白太太的哀史》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50—55号。 192710月,以日该国学院大学高等师范科毕业之学历,插班转入北师大国文系三年级肄业。 1929年4月7日,小说《诱惑》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55—258号。 1930年,自北师大毕业,与何秉彝、叶凤梧、俞安斌等人筹组文学社团“星星社”,后易名“新野社”。 1930年9月15日,《新野月刊》创刊,仅一期。 1931年,被北师大延揽为日文讲师,后又在北平、中国两大学兼教日文。 1932年,《日本语法十二讲》、《日语基础汉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4年,《高级日文进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5年,《日语基础读本自修教授参考书》、《高级日文星期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6年11月上旬,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 1936年,《日文自修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日语模范读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9月,散文《秋在古都》、杂文《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它》、《京剧偶谈》、《代疱者语及编后记》、《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发表于《中国文艺》创刊号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评《须多发表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发表于《中国文艺》一卷五期。 1940年,杂文《病房杂技》发表于《中国文艺》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东京参加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2年,短论《日本文学介绍与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创刊号。 1942年,《关于岛崎藤村》发表于《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参加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短论《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发表于《日本研究》二卷二期。 1943年,《武者小路宝笃印象记》发表于《杂文》一卷二期。 1943年,《关于德田秋声》发表于《艺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湾同胞组织“北平台湾同乡会”,张我军担任一个服务队队长,协助台胞返乡。 1946年夏秋间,携眷返台。 1946年7月1日,担任“台湾省教育会”编纂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担任“台湾省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秘书,主编《台湾茶业》季刊,杂感《采茶风景偶写》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担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 1949年12月,调研究室专员,主编《合作界》季刊,杂感《山歌十首》、《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埔里之行》发表于该刊第二、三期。 1952年,杂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发表于《合作界》第三号。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于寓所,享年五十三岁。罗文淑和张我军私奔js99699金沙 2张 刚到北平,张我军寄居在后孙公园的泉郡会馆,上课就在厂甸的高等师范所办的升学补习班。当年补习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学,班上有两朵班花,一位17岁的少女叫罗文淑,肄业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校,为提高学业才到这所补习班补习功课,结果被少年英俊的张我军一追就追上了。 张我军连着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女方的家长察觉此事,将男方的情书悉数没收,女方也不知道张我军的联系地址,弄得只有男女双方关山阻隔,梦萦魂牵。此时,有一个高等师范四年级学生庄某,对罗文淑心仪已久,见张我军返台迟迟未归,就通过媒妁向罗家求婚,除去说了不少张我军的坏话外,还说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养活罗文淑的寡母幼弟。罗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庄某即将毕业,家境也不错,于是就应允了这桩婚事。 罗文淑虽说心中早有他人,但拘于旧礼教约束,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暗暗着急。紧急关头,张我军的挚友洪炎秋得闻此事,立即给张我军发去一封急电。张我军接到电报后,当即赶来北平,托付另一个女友将罗文淑约出家门,俩人决定离家私奔,共奔台湾,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罗文淑为自己心爱的人改名为罗心香。 为罗心香回忆道:“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穿了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同我军一同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然后写信给家人。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物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遂一同乘船去台湾,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张我军子女 张我军育有4子: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张光朴。 大儿张光正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没有回台湾,其他3个儿子在台湾读完书都留学美国。 次子张光直(1931-2001)为世界知名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js99699金沙,张我军乱都之恋js99699金沙 3张我军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创作的新诗集,1925年12月出版,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该书在台湾长期绝版,1987年由中国的辽宁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 所谓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的北平。当时正值直奉军阀开战,北平城内外人心惶惶,故曰乱都。那时,张我军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办的补习班里学习。在这期间,与同班同学罗文淑发生了爱情。两人相爱至深,但遭到了罗文淑父母的坚决反对。女方家长强迫罗文淑与张我军断绝关系,另嫁他人。罗文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和张我军双双从北平私奔到台湾,终成夫妻。张我军创作的这一组诗反映了他们当时与追求婚姻自主的精神。 《乱都之恋》出版后,台湾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是“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先生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是中国新诗史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它为中国新诗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为新诗的典律化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提出什么是好诗,“好诗主义”能否实行以及能否建立“北大学派”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重大理论话题。正是为了探讨,特提出下列三点质疑。 一是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中国诗人所写? 《中国新诗总系》涵盖了两岸三地诗人,这体现了编选者宽广的视野,遗憾的是清一色选的都是中国诗人的作品。其实,“中国新诗”与“中国诗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作品,后者是指作者。当然两者有重叠之处,如中国新诗的创作主体无疑是中国诗人,但非主体部分也有个别外籍诗人,像新加坡华文诗人王润华,祖籍广东从化,马来西亚出生,1962年到台北“政治大学”读书,与同学创办《星座诗刊》,在台北发表和出版诗集。后回新加坡教书,退休后又在台湾元智大学教了十多年书。他在这期间用中文在中国台湾发表的作品,难道不能视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新诗的组成部分? 韩国许世旭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后又做了《创世纪》诗刊多年的同仁,还经常往返于韩台之间,他常说“台湾诗人是我的异姓兄弟”,曾与纪弦、郑愁予、楚戈并称为台湾诗坛的四大饮者。像他这种多次参加台湾的各种重要诗歌活动,并用中文在台湾发表具有浓厚中国风味的诗作,这同样可视为中国台湾新诗。台湾在编各种诗选时,均把他的作品编进去,这种做法值得大陆同行借鉴。 事实上,《中国新诗总系》已选了从台湾移居外国的美籍诗人叶维廉、彭邦桢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选从外国移居中国台湾的王润华们的作品呢? 当然,选这类作品面不能宽。一般来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作者在台湾上学或工作时间较长;作品用中文所写且发表在台湾或中国其他地区;以中国题材为主,或写外国事物在风格上受中国影响;其人其作品对台湾诗坛影响大。 这类的诗人作品不会多,入选他们的作品,正可表明中国新诗作者队伍成分和内容的多元。 二是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用中文书写? 有人认为语言是底线:中国新诗必然是中文所写,也只能用中文书写。这对大陆新诗,当然不成问题。但一到境外,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比如台湾最早的新诗,便是日本语所写,即追风于1923年5月创作的《诗的模仿》4首短制,其中《煤炭颂》为: 在深山深藏 在地中地久 给地热煞了数万年 你的身体黝黑 由黑而冷 转红就热了 燃烧了溶化白金 你无意留下什么 这是月中泉翻译的。该诗显得稚嫩,谈不上是精品,但胡适的《尝试集》也不过如此。从兼顾历史影响看,此诗应入选,但《中国新诗总系》将这么重要的一首诗遗漏了。遗漏的还有1925年12月张我军自印的台湾第一本白话诗集《乱都之恋》。张我军由于时在北京,故此诗集系中文写就。当时留在台湾作者写的作品,则清一色用日本语书写,如王白渊的诗。1930年陈奇云出版的诗集《热流》,1931年水荫萍出版的诗集《热带鱼》,无不是日本语写就。之所以不用祖国语言创作,是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全面禁止中文写作。 这里要区分“日本语诗歌”与“日本诗歌”的界线。前者是中国台湾新诗,后者是他国新诗。“日本语新诗”是指日本殖民统治体制下台湾作家用异族母语即日语书写的诗作,而不是指所有用日语书写的作品。在外来政权统治下的非日本人也就是台湾诗人无法使用母语,典型的作家有上述的水荫萍等人。他们均活跃于1940年代文坛,作品多发表在《文艺台湾》、《台湾文学》等杂志上。但“日本语新诗”不限于日据时期的作品,它还包括光复后有些作家用日语创作的诗作。对这种文学的评价,不能笼统说是“皇民文学”,像巫永福写于日据时代的《祖国》,就洋溢着浓烈的民族精神。用日本语写有语言运用不自由问题,也有“日本语诗人”与日本诗坛、祖国大陆诗坛的互动关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日本同化政策所带来的“皇民化”问题。 和“日本语新诗”不同,台湾的“日本新诗”是专指日据时期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作家用日文创作的诗作。这是殖民地文学,是殖民地特有的文学景观,这里不再论证。 英国人统治香港期间,香港华人作家几乎不用英语写诗。澳门诗坛却有例外。它和香港诗坛一大不同是华文作家与土生诗人互补并存。 澳门新诗以华文新诗为主流,另有土生文学的存在。所谓土生文学,就是土生葡人用葡文写出的作品。长期以来,人们把土生作品看做是葡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到了1990年代,由于面临澳门回归,大量的土生葡人将留下,因而人们才将其视为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族群,土生新诗由此也被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 土生葡人作品数量不多,但有影响较大的作品。如生在澳门、父亲是葡国人的李安乐,从小就梦想成为中葡诗人。他的遗著《孤独之旅》,有身世的感叹和生活不如意的烦恼。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故乡的热爱,对葡国的热爱,对中国的热爱。曾任澳门文化司长的马若龙,也是土生族群中的出色用葡文写作的中国澳门诗人兼建筑师。他把葡国独有的文化魅力与李白诗风奇妙地糅合在一起,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和渗透。 广义的澳门诗歌,便由华人新诗与土生作家用葡文写成的新诗组成。它们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中国新诗总系》选诗时,无疑未考虑到澳门诗歌这种复杂情况。 三是中国新诗用中文书写是否一律要用北京话? 在大陆,用普通话写作成为主流,方言文学只在个别地区存在,其诗作难登大雅之堂。但在台港地区就有所不同,如台湾有所谓“台语诗歌”。 众所周知,台湾使用的语言除北京话外,另有鹤佬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台湾话通常以鹤佬话为代表,因而“台语新诗”一般是指用鹤佬话写作的诗歌。其作者不仅有林宗源、向阳等本土诗人,也有中国意识强烈的杜十三。在本土化思潮影响下,“台语诗歌”发展极快,其中有意识形态问题,更多的是艺术粗糙,不堪卒读,但也有少量好懂且有诗味,编诗选决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至于在香港,也有方言诗即粤语诗的存在。这种诗歌,在内地学者写的香港文学史中毫无地位。其实,这里仍有精品。《中国新诗总系》的选诗标准除“好诗主义”外,另还有一把未亮出来的标尺:“中国新诗以大陆为中心,台港澳新诗只是边缘。”这是用大中原心态看待台港澳新诗。不错,台港澳之于中国,无论从地理、政治及文化的角度来看,都位于边陲。历史上的香港,也是中原贬谪之地。不过,当今持中原心态的论者,将台港澳新诗判为“边缘文学”,不是单纯指地理空间,而是包含了价值判断,即居中原地位的大陆新诗具有领导、示范作用,属第一流文学,而“边缘文学”则属“边角料”文学。这种心态和以地理位置来区分新诗的“中心”与“边缘”的做法,值得商榷。明显的例子是:“文革”期间,当内地诗歌园地一片荒芜的时候,台港澳诗人仍坚持创作,写出了像《乡愁》等优秀诗歌作品,填补了“鲁迅一人走在‘金光大道’”上中国当代诗歌的大片空白,这能说它是“边缘文学”吗?在内地闭关锁国的“十七年”,台港新诗在沟通世界华文诗歌,尤其是为东南亚输送华文诗歌精品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是到了新世纪,香港仍是联系世界各地华文诗歌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国际大都会对天下来客一律欢迎的做法,是在向内陆的中心文化挑战,甚至北伐中原,将自己的特色文化去解构内陆文化的部分结构。 在处理境外诗歌方面,问题绝不止这些,突出问题还有余光中的作品选少了,未免小看了这位完全可以与艾青平起平坐的大家,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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