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古 | 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

作者: 风俗习惯  发布:2019-11-09

原标题:刘诗古 | 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

一、 问题与资料

作者刘诗古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鄱阳湖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淡水湖泊。该水域周围环山,南高北低,四周来水向湖盆倾斜,最后经湖口流入长江。长期以来,“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是人们对鄱阳湖自然地理特征的经典描述,意在说明鄱阳湖的水位季节落差大。自彭蠡泽逐渐向南扩张形成鄱阳湖大水面以来,该水域就一直是中国内陆重要的天然渔场之一。

专题论文

因为很难防止特定个人利用它们,且任何人的利用都会减少其他人的潜在收益,鄱阳湖渔场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公共池塘资源”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主要在于它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是排他性困难,二是竞争性高。这类性质的资源主要包括近海渔场、灌溉系统、森林、草场和地下水等。

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

在对全球各地大量具体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她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对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存在的三种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悲剧性结论提出了挑战。这三种结论都对共同使用某一资源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建立一套公认的使用规则缺乏信心。埃莉诺与其团队虽然倾向于进行模型分析和理论建构,但比较注重对实地资料和实验数据的利用与分析,并从中发现许多与悲剧性结论相悖的事例。同时,她们的研究提示我们注意“公共池塘资源”两个关键的分析要素——“提取”与“提供”。对于鄱阳湖渔场而言,鱼类资源的“提供”并非人为养殖,而是来自鱼类的自然繁衍,因此真正的治理难点在于鱼类资源的“提取”。大体而言,这里的“提取”主要涉及“谁有权利提取”“在哪提取”以及“如何提取”的问题,即“捕捞者”“捕捞场地”和“捕捞工具”。

——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

由于这类资源的边界和产权难以清晰划定,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得它们一直面临着治理困境。对此,有些人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绝大多数自然资源,有些人则主张通过创设并执行私有产权制度来解决。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公地悲剧”,反而有一些地方和社群,借助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对有些自然水面有效地实行适度治理。为此,有人主张将自然资源的管理权下放给使用者,由他们自行管理。埃里克森(Robert C.Ellickson)发现加州北部夏斯塔县农牧区的居民经常用非正式的民间规范来化解纠纷,而不关心适用于这些纠纷的正式法律,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无需法律的秩序”观点。该研究的贡献不在于强调了民间自发形成规范的重要性,而在于充分借鉴了当代博弈论,有力论证了这些规范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交织紧密的人际关系互动中生发出来,进而指出没有正式法律仍然可能产生秩序。

刘诗古

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中心的社会,还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交织紧密的人类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反复博弈互动产生的规范或秩序,可以有效处理或解决他们中间可能出现的大多数纠纷,从而形成一系列国家“不在场”的社会规范或习惯秩序。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基于非中国地区的人类经验,但有关明清乡村社会纠纷处理和秩序形成问题的研究也显示,乡村社会的大部分日常纠纷可以通过宗族或村落、同业团体等民间自律性组织自行解决,很少诉诸官府。就算上诉至官府,地方官也倾向于根据“情、理、法”进行调解,而不是依律法给予判决。这种观点实际上强调了民间法、民间规范及调解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以往的乡村纠纷“民间处理说”忽视了国家审判的作用,也没有注意到清代法律制度在表达与实践上的背离,进而提出“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是国家审判与民间调停同时进行、相互补充而形成的”。

一、 问题与资料

近些年来,史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对公共资源纠纷的处理问题。赵世瑜通过对山西汾水流域“分水”故事的分析,指出水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产权界定困难,才是水利纠纷层出不穷的关键因素。同时,他也认为,国家依照传统的民间习惯对水利纠纷进行处理的策略,并不能说明国家在处理基层事务上的软弱无力,而是凸显了水资源的公共属性使得其分配或处理必须依赖于民间自己的水利组织和传统规则。此外,梁洪生以一批鄱阳湖区渔民文书为基础,不仅指出湖区“水无硬界”和“业权季节性模糊”的特性,而且还注意到1949年之后湖港“国有化”变革对湖区传统的捕捞秩序的冲击。杜洪涛则以中都大兴府仰山栖隐寺与三家村的“山林”之争为例,简略地展示了金代“山林”资源的争讼过程,但未对山林的管理展开讨论。

鄱阳湖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淡水湖泊。该水域周围环山,南高北低,四周来水向湖盆倾斜,最后经湖口流入长江。长期以来,“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是人们对鄱阳湖自然地理特征的经典描述,意在说明鄱阳湖的水位季节落差大。自彭蠡泽逐渐向南扩张形成鄱阳湖大水面以来,该水域就一直是中国内陆重要的天然渔场之一。

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则注意到“历史学家过于关注清代政府如何处理关于自然资源的暴力纠纷,但却忽略了本地社群如何设法解决冲突”。他对本地人设计的制度安排格外注意。在舟山渔场,那些来自浙江和福建的渔民,事实上拥有渔场的排他性权利并逐渐确立了一套捕捞规则,以协调他们对渔业资源的利用。以区域为基础的同乡组织将渔场划分为不同片区,每一个渔帮都必须在指定的水域内捕鱼。这些渔民团体依靠这些丰富的非正式策略,有效避免了为控制和争夺“公共池塘资源”而产生的暴力冲突。

因为很难防止特定个人利用它们,且任何人的利用都会减少其他人的潜在收益,鄱阳湖渔场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公共池塘资源”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主要在于它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是排他性困难,二是竞争性高。这类性质的资源主要包括近海渔场、灌溉系统、森林、草场和地下水等。

这些研究奠定了本文的讨论基础,也启发了笔者对鄱阳湖水域渔业捕捞纠纷问题的思考。本文围绕一批新发现的明清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包括契约、合同议约以及诉讼文件,力图着重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在长期的渔业生产互动中,鄱阳湖水域的渔民形成了哪些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渔业捕捞制度?其二,这些如今习以为常的渔业捕捞规则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又在怎样的条件下得到“层累”和“进化”?其三,在正式法律规则严重缺失的明清中国,内陆水域的渔民如何自我治理?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起源、发展及演变的系统梳理,揭示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形成机制。

在对全球各地大量具体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她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对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存在的三种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悲剧性结论提出了挑战。这三种结论都对共同使用某一资源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建立一套公认的使用规则缺乏信心。埃莉诺与其团队虽然倾向于进行模型分析和理论建构,但比较注重对实地资料和实验数据的利用与分析,并从中发现许多与悲剧性结论相悖的事例。同时,她们的研究提示我们注意“公共池塘资源”两个关键的分析要素——“提取”与“提供”。对于鄱阳湖渔场而言,鱼类资源的“提供”并非人为养殖,而是来自鱼类的自然繁衍,因此真正的治理难点在于鱼类资源的“提取”。大体而言,这里的“提取”主要涉及“谁有权利提取”“在哪提取”以及“如何提取”的问题,即“捕捞者”“捕捞场地”和“捕捞工具”。

二、 湖区水面类型及渔业捕捞制度

由于这类资源的边界和产权难以清晰划定,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得它们一直面临着治理困境。对此,有些人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绝大多数自然资源,有些人则主张通过创设并执行私有产权制度来解决。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公地悲剧”,反而有一些地方和社群,借助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对有些自然水面有效地实行适度治理。为此,有人主张将自然资源的管理权下放给使用者,由他们自行管理。埃里克森(Robert C.Ellickson)发现加州北部夏斯塔(Shasta)县农牧区的居民经常用非正式的民间规范来化解纠纷,而不关心适用于这些纠纷的正式法律,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无需法律的秩序”观点。该研究的贡献不在于强调了民间自发形成规范的重要性,而在于充分借鉴了当代博弈论,有力论证了这些规范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交织紧密的人际关系互动中生发出来,进而指出没有正式法律仍然可能产生秩序。

在明代文献中,依据征纳税课种类的不同,鄱阳湖水面类型大致可分为五类:长河官港、长河浮办、官湖官池、民湖民池和高塘。长河,又称官河,指的是鄱阳湖中的江河水道。这些河道在丰水期与周边湖池连成大水面,枯水季则为典型的江河水道,如赣江、信江和饶河等。长河官港,是指秋、冬枯水季节长河中的深潭,而长河浮办则是指丰水期的大水面。对于官湖官池,在明清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民间用价承佃,各有定主”推测,此类湖池应该指的是那些大量散布在长河之外的大小湖池,已由固定的课户“闸办”承课。相对官湖官池而言,民湖民池则指那些分布于湖边或河道两侧的浅水水面。高塘,指那些在陆地上的荫田、池塘等水面,一般可以用于水产养殖和农田灌溉。

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中心的社会,还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交织紧密的人类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反复博弈互动产生的规范或秩序,可以有效处理或解决他们中间可能出现的大多数纠纷,从而形成一系列国家“不在场”的社会规范或习惯秩序。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基于非中国地区的人类经验,但有关明清乡村社会纠纷处理和秩序形成问题的研究也显示,乡村社会的大部分日常纠纷可以通过宗族或村落、同业团体等民间自律性组织自行解决,很少诉诸官府。就算上诉至官府,地方官也倾向于根据“情、理、法”进行调解,而不是依律法给予判决。这种观点实际上强调了民间法、民间规范及调解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以往的乡村纠纷“民间处理说”忽视了国家审判的作用,也没有注意到清代法律制度在表达与实践上的背离,进而提出“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是国家审判与民间调停同时进行、相互补充而形成的”。

鄱阳湖在洪水与枯水时的水面和容积相差极大。每年4—9月是鄱阳湖的汛期,10月至次年3月为枯水期,最高水位多出现在5—6月,最低水位多出现在12月至次年1月。由于这种特殊的水文特征,鄱阳湖渔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捕捞作业方式。在春、夏丰水期,由于湖区水位较高,渔民的捕捞作业主要以各类不同的网具为主,也有使用鸬鹚等泛湖捕鱼。在汛期过后的秋、冬枯水季,上游的江河来水流量下降,湖区水位开始回落,有些需要一定水深才能作业的渔船和大网具逐渐无法继续工作。于是,在秋、冬枯水季节,渔民掌握了一些其他的捕捞方式,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堑湖”,另一种是“禁港”。

近些年来,史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对公共资源纠纷的处理问题。赵世瑜通过对山西汾水流域“分水”故事的分析,指出水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产权界定困难,才是水利纠纷层出不穷的关键因素。同时,他也认为,国家依照传统的民间习惯对水利纠纷进行处理的策略,并不能说明国家在处理基层事务上的软弱无力,而是凸显了水资源的公共属性使得其分配或处理必须依赖于民间自己的水利组织和传统规则。此外,梁洪生以一批鄱阳湖区渔民文书为基础,不仅指出湖区“水无硬界”和“业权季节性模糊”的特性,而且还注意到1949年之后湖港“国有化”变革对湖区传统的捕捞秩序的冲击。杜洪涛则以中都大兴府仰山栖隐寺与三家村的“山林”之争为例,简略地展示了金代“山林”资源的争讼过程,但未对山林的管理展开讨论。

丰水期的网捕

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则注意到“历史学家过于关注清代政府如何处理关于自然资源的暴力纠纷,但却忽略了本地社群如何设法解决冲突”。他对本地人设计的制度安排格外注意。在舟山渔场,那些来自浙江和福建的渔民,事实上拥有渔场的排他性权利并逐渐确立了一套捕捞规则,以协调他们对渔业资源的利用。以区域为基础的同乡组织将渔场划分为不同片区,每一个渔帮都必须在指定的水域内捕鱼。这些渔民团体依靠这些丰富的非正式策略,有效避免了为控制和争夺“公共池塘资源”而产生的暴力冲突。

鄱阳湖区的渔民至今还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即“有水取鱼”和“打出鄱湖三百里”之说。就是说,在春、夏丰水期,只要有水的地方渔民就可以去打鱼,没有固定的捕捞边界,整个鄱阳湖都是可以自由捕捞的渔场。这虽然有夸张的嫌疑,但却说明丰水期的鄱阳湖要比枯水时更具开放性,渔民的捕捞界线也相对宽松。其实,在明清的鄱阳湖地区,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入湖捕鱼,至少在制度上有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明代的户籍制度。明初有规定:“是渔户不得出,非渔户不得入。”对于不是渔户的民户,虽然也生活在湖边,却并不能随意进入湖区捕鱼,抓捕零星的食鱼除外。第二个限制是“入湖权”,鄱阳湖的主体水面都是有固定业主或使用者的官湖、官池。这些湖池都有一定的区域边界,没有这些湖池“入湖权”的人或家族,不能肆无忌惮地跨界捕捞。

这些研究奠定了本文的讨论基础,也启发了笔者对鄱阳湖水域渔业捕捞纠纷问题的思考。本文围绕一批新发现的明清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包括契约、合同议约以及诉讼文件,力图着重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在长期的渔业生产互动中,鄱阳湖水域的渔民形成了哪些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渔业捕捞制度?其二,这些如今习以为常的渔业捕捞规则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又在怎样的条件下得到“层累”和“进化”?其三,在正式法律规则严重缺失的明清中国,内陆水域的渔民如何自我治理?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起源、发展及演变的系统梳理,揭示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形成机制。

明清时期,渔民在春、夏丰水期进行捕鱼作业,需要向河泊所缴纳“浮办课”。所谓“浮办课”,系指“凡官港除秋冬禁外,听小民各色网业长江泛取纳课”。这就是说,除了秋、冬停禁的官港之外,长河在其他时候都任由各色渔民进行捕捞。而且春、夏没有深潭和浅水之分,渔民各处网取鱼利,缴纳“浮办课”。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丰水时期自由取鱼,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只对那些在河泊所登记承纳了“浮办课”的渔民才有效。在明嘉靖七年的一份渔民文书中,笔者注意到一条有意思的史料,内容如下:

二、 湖区水面类型及渔业捕捞制度

洪武十四年,柴棚河泊所渔户邹毛仔,系瑞州府高安县一都,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鸬鹚船七支,课米七十石。渔户易尚,系吉安府吉水县卅都,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鸬鹚船七支,课米七十石。柴棚所该年课甲依时催收送所,家居窎远,遇山拾柴,逢水取鱼,五所湖内湖港,不许阻挡。

在明代文献中,依据征纳税课种类的不同,鄱阳湖水面类型大致可分为五类:长河官港、长河浮办、官湖官池、民湖民池和高塘。长河,又称官河,指的是鄱阳湖中的江河水道。这些河道在丰水期与周边湖池连成大水面,枯水季则为典型的江河水道,如赣江、信江和饶河等。长河官港,是指秋、冬枯水季节长河中的深潭,而长河浮办则是指丰水期的大水面。对于官湖官池,在明清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民间用价承佃,各有定主”推测,此类湖池应该指的是那些大量散布在长河之外的大小湖池,已由固定的课户“闸办”承课。相对官湖官池而言,民湖民池则指那些分布于湖边或河道两侧的浅水水面。高塘,指那些在陆地上的荫田、池塘等水面,一般可以用于水产养殖和农田灌溉。

这条史料提到两名在柴棚河泊所“闸办”春、夏、秋浮办课米的渔户——高安县的邹毛仔和吉水县的易尚。二者使用的捕捞工具都是鸬鹚,是一种可以协助渔民捕鱼的鸟类。高安县和吉水县距离鄱阳湖很远,柴棚河泊所不仅给了邹毛仔和易尚“遇山拾柴,逢水取鱼”的权利,而且在五个河泊所管辖范围内的湖池中,其他渔民都不可以阻挡他们用鸬鹚捕鱼。有趣的是,高安县在明代确立的这种捕捞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鄱阳湖在洪水与枯水时的水面和容积相差极大。每年4—9月是鄱阳湖的汛期,10月至次年3月为枯水期,最高水位多出现在5—6月,最低水位多出现在12月至次年1月。由于这种特殊的水文特征,鄱阳湖渔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捕捞作业方式。在春、夏丰水期,由于湖区水位较高,渔民的捕捞作业主要以各类不同的网具为主,也有使用鸬鹚等泛湖捕鱼。在汛期过后的秋、冬枯水季,上游的江河来水流量下降,湖区水位开始回落,有些需要一定水深才能作业的渔船和大网具逐渐无法继续工作。于是,在秋、冬枯水季节,渔民掌握了一些其他的捕捞方式,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堑湖”,另一种是“禁港”。

在笔者详细讨论过的《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渔米课册》中,明代都昌县渔民使用的渔网种类就已达17种之多,如草网、大网、旋网、密网及爬网等。春、夏丰水期的湖面,是渔民用各类网具勤劳捕鱼办课的主要时期。进入秋、冬枯水季节之后,长河中的官港开始进入停禁期,但承纳了“浮办课”的渔民还可以在官港之外的浅水区进行捕鱼,也可以待开港时向官港的承课业户登记捕鱼,并按照网具的数量和大小帮纳课钞,开港的收益是课户与网户各半。但是,相比枯水时的“禁港”和“堑湖”,丰水期的捕捞作业要困难得多。因为整个湖区的水位高、水量大,鱼类的密度被水稀释,渔民捕捞的难度也要比枯水时大。

(一)丰水期的网捕

堑湖与禁港

鄱阳湖区的渔民至今还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即“有(就)水取鱼”和“打出鄱湖三百里”之说。就是说,在春、夏丰水期,只要有水的地方渔民就可以去打鱼,没有固定的捕捞边界,整个鄱阳湖都是可以自由捕捞的渔场。这虽然有夸张的嫌疑,但却说明丰水期的鄱阳湖要比枯水时更具开放性,渔民的捕捞界线也相对宽松。其实,在明清的鄱阳湖地区,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入湖捕鱼,至少在制度上有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明代的户籍制度。明初有规定:“是渔户不得出,非渔户不得入。”对于不是渔户的民户,虽然也生活在湖边,却并不能随意进入湖区捕鱼,抓捕零星的食鱼除外。第二个限制是“入湖权”,鄱阳湖的主体水面都是有固定业主或使用者的官湖、官池。这些湖池都有一定的区域边界,没有这些湖池“入湖权”的人或家族,不能肆无忌惮地跨界捕捞。

在每年9月以后,直至次年3月,由于长江水退,对湖水的顶托或倒灌作用减弱,而鄱阳湖上游的来水也显著减少,以致湖区水位明显下降。在枯水季节,鄱阳湖沙洲显露,湖水落槽,上游来水都汇集在东西两大河道,最后通过河道经湖口流入长江,即“枯水一线”。各种鱼类的适温性是不同的,有的鱼类到冬天为了避寒而集群到适合的水域过冬,人们把鱼类冬季栖息的水域称为“越冬场”,而鄱阳湖历史上的“禁港”水域实际上就是鱼类的“越冬场”。在鄱阳湖区广泛流传一句俗语,即“七湖八港”,意思就是在农历七月开始“堑湖”,八月开始“禁港”。在湖水退落过程中,“禁港”和“堑湖”是渔民最主要的两种捕捞作业方式。这两种方式,不仅投资少,出鱼集中,且在短时间就可获得较高的渔获量。

明清时期,渔民在春、夏丰水期进行捕鱼作业,需要向河泊所缴纳“浮办课”。所谓“浮办课”,系指“凡官港除秋冬禁外,听小民各色网业长江泛取纳课”。这就是说,除了秋、冬停禁的官港之外,长河在其他时候都任由各色渔民进行捕捞。而且春、夏没有深潭和浅水之分,渔民各处网取鱼利,缴纳“浮办课”。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丰水时期自由取鱼,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只对那些在河泊所登记承纳了“浮办课”的渔民才有效。在明嘉靖七年(1528)的一份渔民文书中,笔者注意到一条有意思的史料,内容如下:

相比“禁港”,“堑湖”不仅在时间上要更早一些,且选择拦堑的地点往往是湖区蝶形洼地和干流河道相连通的港汊地段。拦堑一般用建闸挂网或者插竹箔、装溜囚的方式来取鱼。这些蝶形洼地在形态上具有“周高中低”的特征,且仅以港汊与入湖的干流河道相连通,基本上属于季节性湖泊,有“春夏水涨来,秋冬退水去”的特征。但是,这种捕捞方式对于湖面拦堑的时间要求更为严格,有“赶早不赶晚”之说,如果拦堑时间过晚的话,大一点的鱼类或主要的经济鱼类大多已经随着退水逃逸,会直接影响到当年的渔获量。由此,质量好的“堑湖”往往位于入湖河流的上游,且湖盆地势较高,相对落差较大,在退水时拦堑也较早,可以赶在退水初期完成拦堑。但是,“堑湖”也面临着一个不小的威胁,在起堑之后如遇到返水漫埂,就容易导致“堑湖”中的鱼类借水外逃。

洪武十四年,柴棚河泊所渔户邹毛仔,系瑞州府高安县一都,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鸬鹚船七支,课米七十石。渔户易尚,系吉安府吉水县卅都,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鸬鹚船七支,课米七十石。柴棚所该年课甲依时催收送所,家居窎远,遇山拾柴,逢水取鱼,五所湖内湖港,不许阻挡。

所谓“禁港”,就是渔民根据鱼类潜伏深潭越冬的规律,于每年农历八月中秋前后选择港湾深潭、背北风的湖港加以“停禁”,不准任何渔船网具入港捕鱼。这些港湾、深潭往往水位较深,水流较缓,水温也比其他水域要高,随着秋冬湖水退落,鱼类聚集。在万历《南昌府志》和康熙《进贤县志》中,都载有湖港“停禁”取鱼纳课的记录。其中《南昌府志》载:“潭钞课,凡官港中有深潭,潭有定界,每岁秋冬停禁,渔户当官承认,取鱼纳钞。”《进贤县志》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每年自八月起,当年课户分段停禁,俟冬月开采,仍召各网户取鱼。一半分与课户完纳料钞,一半分与渔户完纳浮办料银。”这表明,鄱阳湖“禁港”的传统早在明代即已形成,历经明清延续至民国时期。

这条史料提到两名在柴棚河泊所“闸办”春、夏、秋浮办课米的渔户——高安县的邹毛仔和吉水县的易尚。二者使用的捕捞工具都是鸬鹚,是一种可以协助渔民捕鱼的鸟类。高安县和吉水县距离鄱阳湖很远,柴棚河泊所不仅给了邹毛仔和易尚“遇山拾柴,逢水取鱼”的权利,而且在五个河泊所管辖范围内的湖池中,其他渔民都不可以阻挡他们用鸬鹚捕鱼。有趣的是,高安县在明代确立的这种捕捞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此外,在明清时期“禁港”需缴纳专门的渔课,即“潭钞课”。每年的冬月,当年的“禁港”课户召集网户“开港”取鱼,帮纳渔课。这里“课户”指的应该是那些向官府承纳税课的“湖主”,大多为沿湖的“势豪”之家,而“渔户”和“网户”则指的都是以捕鱼为生的人家。二者略有差别之处在于“渔户”指称范围更大,根据捕鱼网具种类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网户”。尽管有少数渔户或网户也可能成为拥有水面产权的课户,但大多数渔网户却只能向“湖主”承租水面捕鱼。

在笔者详细讨论过的《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渔米课册》中,明代都昌县渔民使用的渔网种类就已达17种之多,如草网、大网、旋网、密网及爬网等。春、夏丰水期的湖面,是渔民用各类网具勤劳捕鱼办课的主要时期。进入秋、冬枯水季节之后,长河中的官港开始进入停禁期,但承纳了“浮办课”的渔民还可以在官港之外的浅水区进行捕鱼,也可以待开港时向官港的承课业户登记捕鱼,并按照网具的数量和大小帮纳课钞,开港的收益是课户与网户各半。但是,相比枯水时的“禁港”和“堑湖”,丰水期的捕捞作业要困难得多。因为整个湖区的水位高、水量大,鱼类的密度被水稀释,渔民捕捞的难度也要比枯水时大。

由此可见,明清之“禁港”与现今的“禁渔”并非同一概念。“禁港”开始的时间多在农历八月中秋前后,目的在于不惊扰鱼群以便深冬的集中捕捞,而现今3—6月的“禁渔”则是在鱼类的繁殖产卵期,目的是保护鱼类的正常生长或繁殖。有研究者以明清的“禁港”来说明古人早已有了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并没有真正理解“禁港”的本质含义。在明清时期,人们“禁港”的目的在于鱼类的“蓄养”,以便“开港”之日对鱼类进行集中的捕捞,往往只需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渔民就可将港内的大小鱼类基本捕取干净。这种取鱼方式时间短、产量高,是鄱阳湖区渔民冬季一项主要的渔业生产活动,沿用至今。

(二)堑湖与禁港

捕捞规则

在每年9月以后,直至次年3月,由于长江水退,对湖水的顶托或倒灌作用减弱,而鄱阳湖上游的来水也显著减少,以致湖区水位明显下降。在枯水季节,鄱阳湖沙洲显露,湖水落槽,上游来水都汇集在东西两大河道,最后通过河道经湖口流入长江,即“枯水一线”。各种鱼类的适温性是不同的,有的鱼类到冬天为了避寒而集群到适合的水域过冬,人们把鱼类冬季栖息的水域称为“越冬场”,而鄱阳湖历史上的“禁港”水域实际上就是鱼类的“越冬场”。在鄱阳湖区广泛流传一句俗语,即“七湖八港”,意思就是在农历七月开始“堑湖”,八月开始“禁港”。在湖水退落过程中,“禁港”和“堑湖”是渔民最主要的两种捕捞作业方式。这两种方式,不仅投资少,出鱼集中,且在短时间就可获得较高的渔获量。

秋冬枯水季节是鄱阳湖区渔民捕捞作业的旺季,此时湖水退落,气温逐渐下降,鱼类随水而下或深藏于深潭、港湾之中,为渔民捕捞作业提供了绝佳的时机。一般而言,“堑湖”和“禁港”这两类渔场的边界相对容易进行辨识,可以借助肉眼可见的物理边界进行圈定。问题是,谁有权利对深潭、港湾进行“停禁”?而其他渔民的船网却不允许在“停禁”期间入内作业。此外,谁又有权利可以对某一季节性湖泊进行拦堑呢?渔民的回答一般很简单,声称:“这是历史以来形成的习惯,过去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对此,明清方志中确有许多记载,如“课户预纳钞银,方许承佃,禁蓄取鱼”,“每年自八月起,当年课户分段停禁”。由此可知,课户需要预先向河泊所缴纳钞银,才能获得长河深潭的禁蓄权利。

相比“禁港”,“堑湖”不仅在时间上要更早一些,且选择拦堑的地点往往是湖区蝶形洼地和干流河道相连通的港汊地段。拦堑一般用建闸挂网或者插竹箔、装溜囚的方式来取鱼。这些蝶形洼地在形态上具有“周高中低”的特征,且仅以港汊与入湖的干流河道相连通,基本上属于季节性湖泊,有“春夏水涨来,秋冬退水去”的特征。但是,这种捕捞方式对于湖面拦堑的时间要求更为严格,有“赶早不赶晚”之说,如果拦堑时间过晚的话,大一点的鱼类或主要的经济鱼类大多已经随着退水逃逸,会直接影响到当年的渔获量。由此,质量好的“堑湖”往往位于入湖河流的上游,且湖盆地势较高,相对落差较大,在退水时拦堑也较早,可以赶在退水初期完成拦堑。但是,“堑湖”也面临着一个不小的威胁,在起堑之后如遇到返水漫埂,就容易导致“堑湖”中的鱼类借水外逃。

但是,明万历南昌知府卢廷选就认为:“若长河官港一节,先令课户纳银,而后承佃,固便于官,惟是闾右豪家,岁享深泽之利若恒产,然而渔民缯网入深潭者,除自纳浮办外,仍照大小网业,帮纳课户埠银。以故滨水之民,每瞋目相视官司者,计欲裁豪佃之兼并,而恣渔人之采取,顾官港派米之钞,与带征之料,又非零星网户之所能认也。”由此可知,预先让课户纳银于官而后才能承佃长河官港的政策,虽对于官府而言甚为便利,但一般的零星网户根本没有能力认课,于是长河官港就成为“闾右豪家”的恒产,每年从中渔利。

所谓“禁港”,就是渔民根据鱼类潜伏深潭越冬的规律,于每年农历八月中秋前后选择港湾深潭、背北风的湖港加以“停禁”,不准任何渔船网具入港捕鱼。这些港湾、深潭往往水位较深,水流较缓,水温也比其他水域要高,随着秋冬湖水退落,鱼类聚集。在万历《南昌府志》和康熙《进贤县志》中,都载有湖港“停禁”取鱼纳课的记录。其中《南昌府志》载:“潭钞课,凡官港中有深潭,潭有定界,每岁秋冬停禁,渔户当官承认,取鱼纳钞。”《进贤县志》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每年自八月起,当年课户分段停禁,俟冬月开采,仍召各网户取鱼。一半分与课户完纳料钞,一半分与渔户完纳浮办料银。”这表明,鄱阳湖“禁港”的传统早在明代即已形成,历经明清延续至民国时期。

有记载称:“南昌府额征渔课……地连三邑,名分五所,花户五千有奇,管业河湖地名,有数户共管一处,亦有一户兼管数处,所完渔课自一二厘至四五两、十两不等。”在初期,南昌府共有纳课渔户5000余户,其中不仅有数户共管一处湖池的情况,也有一户兼管数处湖池的现象。需要追问的是,那些共管一处湖池的渔民,如何避免相互之间的作业冲突?这里需要面对的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协调捕捞时间,其二是防止捕捞网具之间的物理冲突。在已有的研究中,渔民社群通过年分轮管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渔民在捕捞时间上的冲突。这种方式不对渔场进行空间上的物理分割,而是在时间上对渔场进行了权利分配。此外,在同一个湖池水面作业,渔民也要对捕捞工具进行空间或时间上的合理分配。

此外,在明清时期“禁港”需缴纳专门的渔课,即“潭钞课”。每年的冬月,当年的“禁港”课户召集网户“开港”取鱼,帮纳渔课。这里“课户”指的应该是那些向官府承纳税课的“湖主”,大多为沿湖的“势豪”之家,而“渔户”和“网户”则指的都是以捕鱼为生的人家。二者略有差别之处在于“渔户”指称范围更大,根据捕鱼网具种类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网户”。尽管有少数渔户或网户也可能成为拥有水面产权的课户,但大多数渔网户却只能向“湖主”承租水面捕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西省水产厅曾组织人员对鄱阳湖区水面、渔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做过调查。在报告中,调查人员几乎一致认为“解放以前,渔民捕鱼是有一定界线的”。让人疑惑的是,这些捕捞“界线”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所谓的“界线”就是历史上形成的捕捞习惯。在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大部分捕捞场所,均为家族、湖主及“势豪”之家等占有,有的水面同时租给了几个不同地方的渔民,而有的渔民又向几个不同的家族或湖主租了水面,使用关系错综复杂。为此,一条湖港内,哪一段属于哪几个地方的渔民使用,哪一段可以使用哪几样捕捞工具,都在漫长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以此来避免或减少渔民之间的纠纷和械斗。在同一个湖面内,又要根据不同的网类、钩类以及埠位,从空间或时间上细分成无数的小块使用权。此外,自明初就有“是渔户不许出,非渔户不许入”的规定,那些没有租赁水面和捕捞习惯的耕地农民,历来都是不能添制网具随意下湖捕鱼的。这些规定、习惯祖辈相传,一直沿习层累,形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捕捞“界线”。

由此可见,明清之“禁港”与现今的“禁渔”并非同一概念。“禁港”开始的时间多在农历八月中秋前后,目的在于不惊扰鱼群以便深冬的集中捕捞,而现今3—6月的“禁渔”则是在鱼类的繁殖产卵期,目的是保护鱼类的正常生长或繁殖。有研究者以明清的“禁港”来说明古人早已有了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并没有真正理解“禁港”的本质含义。在明清时期,人们“禁港”的目的在于鱼类的“蓄养”,以便“开港”之日对鱼类进行集中的捕捞,往往只需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渔民就可将港内的大小鱼类基本捕取干净。这种取鱼方式时间短、产量高,是鄱阳湖区渔民冬季一项主要的渔业生产活动,沿用至今。

不过,这些捕捞规则一直只停留在民间惯例的层面,并未成为国家的律法。直到1979年,国务院颁发《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才明确规定:“建立渔业许可证制度,核定渔船、渔具发展数量和作业类型,进行渔船登记。”为执行上述规定,国家水产总局发布《渔业许可证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正式规定从事渔业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向渔政管理部门申请渔业许可证,方准进行生产。1989年,农业部发布《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渔业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不同作业水域、作业类型、捕捞品种和渔船马力大小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在鄱阳湖水域,1985年冬省鄱阳湖管理局曾给渔民发过“捕捞卡片”,上面规定了捕捞场所和捕捞工具等信息。1980年代末期,江西省农业厅发行《内陆水域渔业捕捞许可证》,除了船主姓名、船牌编号等基本渔船登记内容之外,捕捞许可证的主体内容是“核准作业内容”一项,主要包括“作业类型”“作业范围”“作业时限”“主要捕捞品种”和“网具的数量和规格”等条目。这是国家渔政部门在制度上首次对内陆水域民间历史捕捞习惯的正式确认。

(三)捕捞规则

自明初湖港“闸办”承课以来,湖池水面一直是被沿湖不同的家族或人群分散占有,随着分家析产、市场转让和渔户补替等的发生,水面的使用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渔民社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无休止的纠纷和械斗,不得不对湖池水面的使用划分界线并制定规则。不过,这些湖池水面的使用习惯或捕捞规则并非短时间内就得以形成,而是经历了明清数百年的互动过程。那么,这些如今习以为常的渔业捕捞规则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得到“层累”和“进化”?遗憾的是,限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追溯这些捕捞规则形成的源头,只能从某些历史片段出发,展现渔民社群在处理和解决渔业冲突上的持续努力,以及捕捞秩序的“生成”过程。

秋冬枯水季节是鄱阳湖区渔民捕捞作业的旺季,此时湖水退落,气温逐渐下降,鱼类随水而下或深藏于深潭、港湾之中,为渔民捕捞作业提供了绝佳的时机。一般而言,“堑湖”和“禁港”这两类渔场的边界相对容易进行辨识,可以借助肉眼可见的物理边界进行圈定。问题是,谁有权利对深潭、港湾进行“停禁”?而其他渔民的船网却不允许在“停禁”期间入内作业。此外,谁又有权利可以对某一季节性湖泊进行拦堑呢?渔民的回答一般很简单,声称:“这是历史以来形成的习惯,过去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对此,明清方志中确有许多记载,如“课户预纳钞银,方许承佃,禁蓄取鱼”,“每年自八月起,当年课户分段停禁”。由此可知,课户需要预先向河泊所缴纳钞银,才能获得长河深潭的禁蓄权利。

三、 渔业纠纷的类型与捕捞规则的生成

但是,明万历南昌知府卢廷选就认为:“若长河官港一节,先令课户纳银,而后承佃,固便于官,惟是闾右豪家,岁享深泽之利若恒产,然而渔民缯网入深潭者,除自纳浮办外,仍照大小网业,帮纳课户埠银。以故滨水之民,每瞋目相视官司者,计欲裁豪佃之兼并,而恣渔人之采取,顾官港派米之钞,与带征之料,又非零星网户之所能认也。”由此可知,预先让课户纳银于官而后才能承佃长河官港的政策,虽对于官府而言甚为便利,但一般的零星网户根本没有能力认课,于是长河官港就成为“闾右豪家”的恒产,每年从中渔利。

在清代的鄱阳湖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水面权”的家庭分化与市场流转,湖面的使用关系渐趋复杂化。在笔者搜集的湖区文献中,有关沿湖渔民之间渔业纠纷的资料占了很大的比重。或因业权不清,或因捕捞越界,或是渔网作业秩序上的冲突,湖区渔民之间的捕捞纠纷时有发生,原因则不一而足。湖区渔民社会渔业纠纷的多发,似乎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只见纠纷,不见秩序”的湖区社会。然而,在明清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鄱阳湖区的渔民一直延续着自己的生活和捕捞作业,并无明显的中断。由此可知,冲突与纠纷只不过是现今留存文献给我们造成的片面印象,因为平静的日子不可能产生大量的文字资料。这提示我们注意,湖区渔业纠纷与冲突可能只是非常态的小概率事件,渔民及其社群如何在纠纷与冲突中维持和建立常态的水面秩序才是更值得深究的问题。

有记载称:“南昌府额征渔课……地连三邑,名分五所,花户五千有奇,管业河湖地名,有数户共管一处,亦有一户兼管数处,所完渔课自一二厘至四五两、十两不等。”在初期,南昌府共有纳课渔户5000余户,其中不仅有数户共管一处湖池的情况,也有一户兼管数处湖池的现象。需要追问的是,那些共管一处湖池的渔民,如何避免相互之间的作业冲突?这里需要面对的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协调捕捞时间,其二是防止捕捞网具之间的物理冲突。在已有的研究中,渔民社群通过年分轮管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渔民在捕捞时间上的冲突。这种方式不对渔场进行空间上的物理分割,而是在时间上对渔场进行了权利分配。此外,在同一个湖池水面作业,渔民也要对捕捞工具进行空间或时间上的合理分配。

由于赴官呈控的成本很高,一般渔民之间发生纠纷首先会选择在渔民社群内部寻求解决。当然,笔者所及的材料中,也有不少例子是在赴官呈控多年不结的情况下,双方寻求亲友、邻人出面调解息讼。在多次田野访谈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不同姓氏或地区的渔民往往使用不同的祖传网具,甚至同一姓氏的渔民也会使用不同的捕捞工具。因渔民捕捞工具或住地的不同,不同的渔民社群会被其他人称呼为不同的“帮”,如“鸬鹚帮”“布网帮”“罾网帮”“来苏帮”等。这些渔帮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渔场和网具类别,且多数都以家族为组织单位。据渔民讲述,这种捕捞规则是祖传下来的,因捕鱼技术传承以及顾及与其他渔民的关系,捕捞水域和作业工具不能随意更改。而这些至今在渔民社群中得到认同的水面捕捞秩序,在历史上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西省水产厅曾组织人员对鄱阳湖区水面、渔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做过调查。在报告中,调查人员几乎一致认为“解放以前,渔民捕鱼是有一定界线的”。让人疑惑的是,这些捕捞“界线”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所谓的“界线”就是历史上形成的捕捞习惯。在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大部分捕捞场所,均为家族、湖主及“势豪”之家等占有,有的水面同时租给了几个不同地方的渔民,而有的渔民又向几个不同的家族或湖主租了水面,使用关系错综复杂。为此,一条湖港内,哪一段属于哪几个地方的渔民使用,哪一段可以使用哪几样捕捞工具,都在漫长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以此来避免或减少渔民之间的纠纷和械斗。在同一个湖面内,又要根据不同的网类、钩类以及埠位,从空间或时间上细分成无数的小块使用权。此外,自明初就有“是渔户不许出,非渔户不许入”的规定,那些没有租赁水面和捕捞习惯的耕地农民,历来都是不能添制网具随意下湖捕鱼的。这些规定、习惯祖辈相传,一直沿习层累,形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捕捞“界线”。

渔场权属纠纷

不过,这些捕捞规则一直只停留在民间惯例的层面,并未成为国家的律法。直到1979年,国务院颁发《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才明确规定:“建立渔业许可证制度,核定渔船、渔具发展数量和作业类型,进行渔船登记。”为执行上述规定,国家水产总局发布《渔业许可证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正式规定从事渔业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向渔政管理部门申请渔业许可证,方准进行生产。1989年,农业部发布《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渔业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不同作业水域、作业类型、捕捞品种和渔船马力大小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在鄱阳湖水域,1985年冬省鄱阳湖管理局曾给渔民发过“捕捞卡片”,上面规定了捕捞场所和捕捞工具等信息。1980年代末期,江西省农业厅发行《内陆水域渔业捕捞许可证》,除了船主姓名、船牌编号等基本渔船登记内容之外,捕捞许可证的主体内容是“核准作业内容”一项,主要包括“作业类型(捕捞工具)”“作业范围(捕捞场所)”“作业时限”“主要捕捞品种”和“网具的数量和规格”等条目。这是国家渔政部门在制度上首次对内陆水域民间历史捕捞习惯的正式确认。

嘉庆十五年,余干县康山的王、吴二姓与新建县南山的万、张、谢三姓因余干县东源吴氏“恃强图占”东湖取鱼一事进行商议并立有议约,详见下文:

自明初湖港“闸办”承课以来,湖池水面一直是被沿湖不同的家族或人群分散占有,随着分家析产、市场转让和渔户补替等的发生,水面的使用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渔民社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无休止的纠纷和械斗,不得不对湖池水面的使用划分界线并制定规则。不过,这些湖池水面的使用习惯或捕捞规则并非短时间内就得以形成,而是经历了明清数百年的互动过程。那么,这些如今习以为常的渔业捕捞规则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得到“层累”和“进化”?遗憾的是,限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追溯这些捕捞规则形成的源头,只能从某些历史片段出发,展现渔民社群在处理和解决渔业冲突上的持续努力,以及捕捞秩序的“生成”过程。

立合同议约字人余邑康山王、吴,新邑南山万、张、谢众等。窃南山村傍,世传东湖,历与康山王、吴二姓附同取鱼二百余载,相安无事。突于庚申年间,东源吴姓陡起枭心,恃强图占,以致两相互讼。幸得康山王姓悉知东湖原情,愤力匡勷,出具公词,其湖始得归以南山谢、张、万等承课著册。爰是两山人等同堂商议,置酒立约,凡属东湖,无任春泛冬涸,彼此各照祖业,共取鱼利,均不准妄自增添,两山业名详列于左。至于冬水归冬涸,其湖所租税银,概归谢、张、万收纳,以便上供国课。王、吴不得混争,致伤和睦,况康、南二山,地相毗连,谊关秦晋。在先世尚有顾恤之情,岂嗣后可无分金之义。自议之后,身等务须恪遵古道,永敦旧好,以保世世子孙无相残害。今欲有凭,特立合同议约,编立和、合字样二纸,各执一纸,以为永远炳据。

三、 渔业纠纷的类型与捕捞规则的生成

和字号,康山王、吴归执;合字号,南山张、谢、万归执。

在清代的鄱阳湖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水面权”的家庭分化与市场流转,湖面的使用关系渐趋复杂化。在笔者搜集的湖区文献中,有关沿湖渔民之间渔业纠纷的资料占了很大的比重。或因业权不清,或因捕捞越界,或是渔网作业秩序上的冲突,湖区渔民之间的捕捞纠纷时有发生,原因则不一而足。湖区渔民社会渔业纠纷的多发,似乎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只见纠纷,不见秩序”的湖区社会。然而,在明清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鄱阳湖区的渔民一直延续着自己的生活和捕捞作业,并无明显的中断。由此可知,冲突与纠纷只不过是现今留存文献给我们造成的片面印象,因为平静的日子不可能产生大量的文字资料。这提示我们注意,湖区渔业纠纷与冲突可能只是非常态的小概率事件,渔民及其社群如何在纠纷与冲突中维持和建立常态的水面秩序才是更值得深究的问题。

计开两山在湖网业:

由于赴官呈控的成本很高,一般渔民之间发生纠纷首先会选择在渔民社群内部寻求解决。当然,笔者所及的材料中,也有不少例子是在赴官呈控多年不结的情况下,双方寻求亲友、邻人出面调解息讼。在多次田野访谈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不同姓氏或地区的渔民往往使用不同的祖传网具,甚至同一姓氏的渔民也会使用不同的捕捞工具。因渔民捕捞工具或住地的不同,不同的渔民社群会被其他人称呼为不同的“帮”,如“鸬鹚帮”“布网帮”“罾网帮”“来苏帮”等。这些渔帮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渔场和网具类别,且多数都以家族为组织单位。据渔民讲述,这种捕捞规则是祖传下来的,因捕鱼技术传承以及顾及与其他渔民的关系,捕捞水域和作业工具不能随意更改。而这些至今在渔民社群中得到认同的水面捕捞秩序,在历史上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一康山,惟丝、霍二网俱系祖传,仅可赴湖起取鱼,余者不得混争。

(一)渔场权属纠纷

一南山,惟布网向系祖遗传,仅可入湖取鱼,余者亦不得混争。

嘉庆十五年(1810),余干县康山的王、吴二姓与新建县南山的万、张、谢三姓因余干县东源吴氏“恃强图占”东湖取鱼一事进行商议并立有议约,详见下文:

这份合约现收存在余干县康山王家,内容涉及余干康山王、吴二姓和新建南山万、张、谢等姓,焦点在康山与南山之间的东湖捕鱼权问题。康山,即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交战的康郎山,是鄱阳湖南部的一个岛屿。在清初,康山村和东源村分属于余干县洪崖乡三十五都的四图和二图。南山,即今南矶乡,位于县治东北200里的鄱阳湖中,与余干县康郎山相对,在清代隶属新建县东乡五十六都二图。两山人等控争的东湖因位于南山东面而得名,坐落在南山门口。据1953年江西省鄱阳湖草洲渔港管理处颁发给南山乡渔民的使用许可证记载,东湖每年的渔产量可达6万余斤。从“附同取鱼二百余载”推断,这五姓渔民在东湖共取鱼利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即在明代中后期就已形成了捕捞习惯。

立合同议约字人余邑康山王、吴,新邑南山万、张、谢众等。窃南山村傍,世传东湖,历与康山王、吴二姓附同取鱼二百余载,相安无事。突于庚申年间,东源吴姓陡起枭心,恃强图占,以致两相互讼。幸得康山王姓悉知东湖原情,愤力匡勷,出具公词,其湖始得归以南山谢、张、万等承课著册。爰是两山人等同堂商议,置酒立约,凡属东湖,无任春泛冬涸,彼此各照祖业,共取鱼利,均不准妄自增添,两山业名详列于左。至于冬水归冬涸,其湖所租税银,概归谢、张、万收纳,以便上供国课。王、吴不得混争,致伤和睦,况康、南二山,地相毗连,谊关秦晋。在先世尚有顾恤之情,岂嗣后可无分金之义。自议之后,身等务须恪遵古道,永敦旧好,以保世世子孙无相残害。今欲有凭,特立合同议约,编立和、合字样二纸,各执一纸,以为永远炳据。

康山出土的两块南宋圹记显示,王氏的祖先早在南宋就已在此生活。对于南山人群的定居历史,康熙《新建县志》中只有“有民家、地产橘”的记载。这说明,至迟在清代初期已有人在南山上居住和生活,并出产有橘子。在南山《谢氏族谱》中,谢氏子孙把他们祖先永昌公定居南山的时间定在明嘉靖二年,因“演李耳之教”由南昌徙居新建南山,入赘张氏。谱序中“演李耳之教”指的应该是传播道教,“入赘张氏”则表明张氏应该早于谢氏在南山居住,谢氏则借“入赘”获得在南山定居的权利。除了张、谢两姓之外,南山还生活有万、陈、邱等几大姓氏,主要以打渔为业,后来也有人以开采红石为生。

和字号,康山王、吴归执;合字号,南山张、谢、万归执。

上引合同议约显示,嘉庆五年余干县东源吴氏聚众纠抢乱湖,致使新建县南山渔民赴县控诉在案,但未得及时究办。东源吴氏复又于嘉庆七年聚集百余船只捣毁新建渔民的渔具及渔舍,再次激起新建南山三姓渔民的不满,致两相互讼多年不结。在我们走访新建南矶乡的过程中,在谢氏家族还找到了一本《嘉庆年间新建县南山谢万锡等控告余干县东源吴允辉等纠抢乱湖案册》,里面详细记录了嘉庆五年以来两山东湖讼案的情况。该册并非诉讼文书的原件,而是抄册,文本破损较为严重,首页和底页已经残缺,字迹脱落。本文限于主题,并不对此案的诉讼过程展开详细讨论,只想指出案件进入州县审理后“久而未决”,府、县甚至臬、藩都无法及时催提人犯到案堂讯,最后反而回归民间调解。

计开两山在湖网业:

图片 1

一康山,惟丝、霍二网俱系祖传,仅可赴湖起取鱼,余者不得混争。

南山三姓渔民与东源吴氏各执一词,州县审判持续数年并无进展,同在东湖取鱼的康山王氏悉知东湖原情,出具公词,帮助新建南山三姓渔民夺回了东湖的权利。那么,康山王氏究竟出示了什么样的证据,竟然成功化解了两山渔民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讼?原来,康山王氏出示了一份康熙八年东源吴氏典卖泥湖的文契,记载了吴氏祖先将泥湖典卖给都昌磡上曹家为业的故事。只因对早年典卖之事,吴允辉等人并不知情,误将东湖视为自家旧业泥湖,以致两山人等争讼多年不结。为了防止纠纷再次出现,五姓渔民置酒立约,承诺“各照祖业,共取鱼利,不妄自增添网具”。这份合同议约签订时,共有经场人14位,除了新建当事湖主谢万锡、万昭态、张宝柱以及佃湖捕鱼的张绍谱之外,还有嘉庆十一年充当调解人的监生严美珍等,以及附近其他沿湖渔民家族的代表,如康山的袁雍十和王德纯,但东源吴氏却只有一位乡耆吴德馨在场。此外,合约还重申了对祖传捕捞习惯的尊重,康山只能用丝、霍二网赴湖取鱼,而南山则只能用布网入湖取鱼,其余网具不得入湖混争。

一南山,惟布网向系祖遗传,仅可入湖取鱼,余者亦不得混争。

东源吴氏的“聚众乱湖”,缘起于东源吴氏误将东湖视作了自己早年出典的泥湖,但实情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谢万锡、张宝柱等在控词中提及“犯族千烟,财势两炽,又恃吴允辉出入衙门,故尔任横无忌”。在南山渔民的眼中,东源吴氏族大人繁,有财有势,其中族内的吴允辉与衙门的关系也颇为亲密,坐县“包揽”词讼,熟悉衙门事务,才使吴氏族人胆敢一直“匿抗”不到案听审。在道光《余干县志》中,新增了多条东源吴氏的记录,如康熙年间曾任南昌市汊司巡检的吴起龙,乾隆三十四年岁贡生吴勋,乾隆五十四年恩科吴云鹤。虽然有关吴起龙之记述得不到南昌县材料的佐证,但方志内容的变化足以表明清中叶以来东源吴氏家族在当地势力的壮大。这应该是东源吴氏不断对鄱阳湖渔场范围提出新占有诉求的重要背景,但这种诉求遭到了湖区其他渔民群体的反抗。

这份合约现收存在余干县康山王家,内容涉及余干康山王、吴二姓和新建南山万、张、谢等姓,焦点在康山与南山之间的东湖捕鱼权问题。康山,即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交战的康郎山,是鄱阳湖南部的一个岛屿。在清初,康山村和东源村分属于余干县洪崖乡三十五都的四图和二图。南山,即今南矶乡,位于县治东北200里的鄱阳湖中,与余干县康郎山相对,在清代隶属新建县东乡五十六都二图。两山人等控争的东湖因位于南山东面而得名,坐落在南山门口。据1953年江西省鄱阳湖草洲渔港管理处颁发给南山乡渔民的使用许可证记载,东湖每年的渔产量可达6万余斤。从“附同取鱼二百余载”推断,这五姓渔民在东湖共取鱼利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即在明代中后期就已形成了捕捞习惯。

在各执一词的诉讼过程中,官府的审断并不容易做出,而渔民社群之间的自我调解,对于纠纷的解决反而更具效力。在此次纠纷之后,两山渔民在东湖权属问题上有过150多年的平静,各自遵守旧有习惯和作业方式。1953年,江西省草洲渔港管理处将东湖的使用权划归南山乡渔民,并颁发了使用许可证。这说明政府在重新分配水面权属过程中重视渔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捕捞习惯。渔民的历史捕捞习惯虽可以靠口头传承,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记载。这或许是各渔民村庄重视保存各类历史文书的原因之一。

康山出土的两块南宋圹记显示,王氏的祖先早在南宋就已在此生活。对于南山人群的定居历史,康熙《新建县志》中只有“有民家、地产橘”的记载。这说明,至迟在清代初期已有人在南山上居住和生活,并出产有橘子。在南山《谢氏族谱》中,谢氏子孙把他们祖先永昌公定居南山的时间定在明嘉靖二年(1523),因“演李耳之教”由南昌徙居新建南山,入赘张氏。谱序中“演李耳之教”指的应该是传播道教,“入赘张氏”则表明张氏应该早于谢氏在南山居住,谢氏则借“入赘”获得在南山定居的权利。除了张、谢两姓之外,南山还生活有万、陈、邱等几大姓氏,主要以打渔为业,后来也有人以开采红石为生。

嘉庆年间的东湖渔场权属纠纷,东源吴氏没有打破之前业已形成的渔场格局。但是,咸丰六年冬月,东源吴氏又与康山袁家因在“团营课港下段”取鱼发生争执,经亲友调处,立有合同和议字,议定吴氏出资三千文获得此港揺网取鱼的权利,详见下文:

上引合同议约显示,嘉庆五年(1800)余干县东源吴氏聚众纠抢乱湖,致使新建县南山渔民赴县控诉在案,但未得及时究办。东源吴氏复又于嘉庆七年(1802)聚集百余船只捣毁新建渔民的渔具及渔舍,再次激起新建南山三姓渔民的不满,致两相互讼多年不结。在我们走访新建南矶乡的过程中,在谢氏家族还找到了一本《嘉庆年间新建县南山谢万锡等控告余干县东源吴允辉等纠抢乱湖案册》,里面详细记录了嘉庆五年以来两山东湖讼案的情况。该册并非诉讼文书的原件,而是抄册,文本破损较为严重,首页和底页已经残缺,字迹脱落。本文限于主题,并不对此案的诉讼过程展开详细讨论,只想指出案件进入州县审理后“久而未决”,府、县甚至臬、藩都无法及时催提人犯到案堂讯,最后反而回归民间调解。

立合同和议字人江华元、江春怀、江松纹、王世川、王桂馥、徐宗挺、程汝铎等,缘团营课港下段,土名杓山,地方袁、吴二姓取鱼,滋闹互讼。据袁姓云,此是王、曹、胡、邹、段等姓公共大洪流水一所。据吴姓云,此系团营腹内。以致互讼不休,未经讯断。予等情关戚谊,不忍终讼,从中调处,劝吴姓出资三千文交六姓收纳,以为吴姓摇网取鱼,免后同业相争,吴姓后亦不得新兴别业,至六姓网业,各照旧规,不得新增摇网。而三千文之数,本年为止,日后不得再收。自台子河口下,吴姓永不得网取鱼利,以上公共取鱼,双方俱允。爰立和议字三纸,两造各执一纸,案存一纸,以为永远之据。

图片 2

计开:

南山三姓渔民与东源吴氏各执一词,州县审判持续数年并无进展,同在东湖取鱼的康山王氏悉知东湖原情,出具公词,帮助新建南山三姓渔民夺回了东湖的权利。那么,康山王氏究竟出示了什么样的证据,竟然成功化解了两山渔民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讼?原来,康山王氏出示了一份康熙八年(1669)东源吴氏典卖泥湖的文契,记载了吴氏祖先将泥湖典卖给都昌磡上曹家为业的故事。只因对早年典卖之事,吴允辉等人并不知情,误将东湖视为自家旧业泥湖,以致两山人等争讼多年不结。为了防止纠纷再次出现,五姓渔民置酒立约,承诺“各照祖业,共取鱼利,不妄自增添网具”。这份合同议约签订时,共有经场人14位,除了新建当事湖主谢万锡、万昭态、张宝柱以及佃湖捕鱼的张绍谱之外,还有嘉庆十一年充当调解人的监生严美珍等,以及附近其他沿湖渔民家族的代表,如康山的袁雍十和王德纯,但东源吴氏却只有一位乡耆吴德馨在场。此外,合约还重申了对祖传捕捞习惯的尊重,康山只能用丝、霍二网赴湖取鱼,而南山则只能用布网入湖取鱼,其余网具不得入湖混争。

一东源吴姓摇网,东岸上自沙洪至蛇山傍沟外立脚取鱼为止,西岸至台子河口为止。

东源吴氏的“聚众乱湖”,缘起于东源吴氏误将东湖视作了自己早年出典的泥湖,但实情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谢万锡、张宝柱等在控词中提及“犯族千烟,财势两炽,又恃吴允辉出入衙门,故尔任横无忌”。在南山渔民的眼中,东源吴氏族大人繁,有财有势,其中族内的吴允辉与衙门的关系也颇为亲密,坐县“包揽”词讼,熟悉衙门事务,才使吴氏族人胆敢一直“匿抗”不到案听审。在道光《余干县志》中,新增了多条东源吴氏的记录,如康熙年间曾任南昌市汊司巡检的吴起龙,乾隆三十四年岁贡生吴勋,乾隆五十四年恩科吴云鹤。虽然有关吴起龙之记述得不到南昌县材料的佐证,但方志内容的变化足以表明清中叶以来东源吴氏家族在当地势力的壮大。这应该是东源吴氏不断对鄱阳湖渔场范围提出新占有诉求的重要背景,但这种诉求遭到了湖区其他渔民群体的反抗。

一吴姓说傍此另有四坝,向系都邑洪姓箔租取鱼利,其租系东源吴姓独取。

在各执一词的诉讼过程中,官府的审断并不容易做出,而渔民社群之间的自我调解,对于纠纷的解决反而更具效力。在此次纠纷之后,两山渔民在东湖权属问题上有过150多年的平静,各自遵守旧有习惯和作业方式。1953年,江西省草洲渔港管理处将东湖的使用权划归南山乡渔民,并颁发了使用许可证。这说明政府在重新分配水面权属过程中重视渔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捕捞习惯。渔民的历史捕捞习惯虽可以靠口头传承,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记载。这或许是各渔民村庄重视保存各类历史文书的原因之一。

一团营港,瑞州高安邹姓下帮罩网租,系四甲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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